在不可能與不可能之間

(評的是話劇版）

        當意識到為了看這個話劇，我已經花了30鎊票錢、35鎊交通費和15鎊額外的午飯錢之後，我在心裡暗暗祈禱：千萬別讓人失望啊，這80英鎊本來可以用來買30盒雞蛋或兩頓火鍋或一條連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沒有讓人失望。
        看到一半的時候，還是有點失望的。當Mitya義正詞嚴地譏諷Sergei的時候，我又看到那種熟悉的「正義者譴責墮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該話劇的第二部份戲劇化打了一個U-turn，整個故事驟然立體了起來。
        故事發生在1936年的蘇聯。Sergei是個蘇聯將軍，Marousia是他的年輕妻子，Nadia是他們可愛的女兒。他們一家，以及Marousia的眾多親友，到湖邊渡假。快樂的假日被一個突然的來訪者打斷：Mitya，Marousia的舊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後突然造訪。他指責Marousia背叛了他們的愛情，賣身求榮投靠了將軍。Marousia則指責他當年不辭而別。一個醜陋的事實逐漸浮現出來：當年Mitya不辭而別是Sergei暗下的命令：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將他派往巴黎做情報人員，Mitya為了「回到故鄉的機會」而接受了任務，卻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務嗎？Sergei質問他：你這些年都做了些什麼？你出賣朋友，做秘密警察，雙手沾滿了鮮血，根本不是為了什麼「回到故鄉的機會」，你才是賣身求榮的劊子手。然後一個更醜陋的事實浮現出來：M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來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史達林黨內清洗的前夜。
        如果說該劇有個中心思想的話，它可以用Mitya和Sergei之間的這段簡短對話來概括：
        Mitya: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 不存在所謂的被迫，每個人都有機會選擇，只要你願意為之付出代價！
        「每個人都有機會選擇」。也就是說，不是，或不僅僅是，史達林的邪惡，不是，或不僅僅是，剋剋勃的淫威，不是，或不僅僅是，古拉格群島的恐怖，造就了肅反清洗的恐怖，是每個人——每個普普通通的人——當時作出的選擇。專制能夠得逞，不可能靠一個人的伎倆，它一定是成千上萬人合力的結果：是他們的「協助」，或至少他們的沉默，為專制者鋪好了臺階。
        就是說，雖然Mitya當初無奈做了特務，他不是無辜的，因為12年的浸染已經使他成了制度本身；雖然指控Sergei是「德國間諜」完全是污衊，他也不是無辜的，因為清洗之前他是那個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無辜的，正是他們十幾年的沉默讓這個制度越來越堅固。當Marousia的奶奶不斷追憶「解放前」的音樂多美好時，Sergei問：如果你們真覺得過去的時光多麼美好，你們為什麼不站出來捍衛它呢？你曾經有機會選擇。
        「你曾經有機會選擇」，道出自由主義的要義。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自由主義是關於政府角色的理論，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關於個人責任的理論——因為正是個體在其日常生活中對自由的實踐，使得限制政府專權變得可能。一個自由制度就像一條公路，沒有無數清潔工、修路工持之以恆的清掃修補，它將很快在風吹日曬中退化為荒野。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個人」。人類通過左翼或右翼極權主義逃避自由的衝動也由此可以理解，因為越大的自由意味著越大的責任，因為一個自由的人註定是一個精神上的孤兒，他無依無靠，除了自己的頭腦和心靈。
        看這個話劇，不能不想起中國曾經的殘酷政治運動。從80年代到現在，「傷痕文學」層出不窮。上至老右派，下至紅衛兵，幾乎人人都自稱是犧牲品。也許所有這些人都應該去看看《Burnt by the Sun》，那麼他們也許會明白：如果你曾經在文革早期曾積極批鬥過別人，那麼你在文革後期被趕下去就不再無辜；如果你曾經在大躍進中強迫農民交出不存在的藏糧，那麼你在四清中被批鬥就不再無辜；如果你曾經暴力剝奪「地富反壞右」的財產，那麼你在公社化運動中眼睜睜地看著自家糧食被村幹部搶走時就不再無辜；如果你曾經心安理得地接受這個委員稱號那個職務待遇，那麼你被打成右派時就不再無辜……如果你在這一切運動中一直保持沉默，那麼當你被捲入政治鬥爭的機器中血肉橫飛時，你要知道，不是別人，你，你自己，是自己的掘墓人。
        當然，今天去苛責歷史人物也許太奢侈。在肉體毀滅和精神毀滅之間的選擇，也許根本就不是自由。專制制度的殘酷，就在於它讓個體在這種「不可能」和那種「不可能」之間進行選擇。從這個角度來說，生於長於今天這個時代的人未必更好，只是更幸運而已。也許任何時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變成「不可能」之前，及時地說不。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