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與推理

或許是小時候推理小說看多了，長大也迷戀嚴謹邏輯之下步步追蹤。結果鬼使神差的學了數學，因為見不了血腥，故而認為數學也許真是這條理想走向下最好的選擇。畢業在即，閑暇中又可以讀推理小說、看推理電影，喚回久違的愜意。

我曾做過諸多之於數學解題與推理案件過程的類比，發現二者的相似點驚人的多。然而從事純粹的數學研究卻與數學解題大相逕庭，大學四年匆匆，個人數學水平之長進實在不大。惆悵之中物理學湯川學教授的話點醒我：

「擬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和解開那個問題，哪個比較難？
……不過前提是答案肯定存在。」

這問題是問給數學家石神的，也是問給我的，問給每一個數學從業者:要嘛選擇提出經典問題（像歌德巴赫，成果寥寥，僅參與了和歐拉探討猜想的提出，便得以流芳百世），要嘛選擇回答經典問題（像大多數數學家那樣）；能同時參與兩項工作的（如黎曼或龐加萊等人），大多是大師。石神選擇最後者，獨自擬了命案待人解答，同時被關進監獄還在思索四色的非電腦證明。

這使我想到從前從未想過的一個問題，一個數學與推理的雙向類比，那就是：當一個推理小說的讀者容易，還是當一個推理小說的作者更容易？答案是自明的。再高明的讀者也未必能創造新的故事，而最蹩腳的作家卻必定是一個博覽過諸多作品的讀者。二者顯然差著檔次，因為只有作家才是類型小說的創作者——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是推理迷，但沒有一個推理寫手，我們也只能說「推理小說已死」。

如果這個世界存在一個推理文學專業，我料想其教學方法必然是「以寫為主，以讀促寫」的，這是所有文學專業的日常功課。而回到數學，我卻在四年中經歷了一個個「做題—做題—考試」的週期輪迴，好像一個旁觀者一樣冷冷的看著大師們激情火熱的思考。這種局外人的感受簡直就是要把從對數學的迷戀中一點點析出去；彷彿就算我能把福爾摩斯倒背如流，對克里斯蒂如數家珍，偵探小說史上也不會留下我的名字。

但四年的大學生活使我有了一個清晰的思路。如果讓我回答湯川的問題，我會告訴他在這個問題背後隱密的玄機是「動機」：只要熟悉了擬提者的「動機」，解題者才可順藤摸瓜；只有熟悉了前人的「動機」，擬題者才能以此類推。這結論似乎放在數學研究和推理命案都是適用的，只要熟悉「動機」，或擬題或解題，都應是不難的，至少是有方向的。

證據是需要在現實中去挖掘的；而動機卻隨時間而隱去，落滿灰塵，我已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打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