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與罪犯：司法權力的精神病學化

這部片子給我最深的印像是沒有人物，或者說只有一個人物。除了M之外，其他所有出場的角色（警察、黑幫、父母、孩子、乞丐、民眾……）都只有抽象的身份，而沒有具體的面孔。通過人物的缺失，電影告訴我們，在這起針對兒童的連環謀殺案中，真正重要問題只有一個：兇手是誰？請注意，不要把這個問題同以下問題相混淆：誰是兇手？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它們的根本差別在於：追問「誰是兇手」的法律，運用的是「犯罪-懲罰」的司法機制；而追問「兇手是誰」的法律，運用的是「罪犯-認識」的醫學機制。

什麼叫做「罪犯-認識」的醫學機制？簡而言之，首先，這種機制關注罪犯主體（他是誰？他具有何種性格、持有何種觀念？他的精神是否正常、心理是否變態？）多於關注犯罪行為（他做了什麼？應該受到何種懲罰？），其次，這種機制相信，無論是審判案件還是制止罪行，最為關鍵的環節在於「認識罪犯」，尤其是在病理學的意義上認識罪犯的精神結構。最後，治療取代了懲罰，成為司法權力的運轉邏輯。比如，死刑不是出於殺人償命的正義原則，而是出於一種對社會的治療，像割除腫瘤一樣消滅危害社會的罪犯。


福柯告訴我們，精神病學插手法律領域始自19世紀初，與之相關的是1800至1835年間發生的一系列格局大致相似的案件：

1，莫澤葛（Metzger）報導了這樣一個案件：一位獨居的退休官員日益迷戀上房東太太的孩子。一天，「沒有任何動機，也沒有任何諸如憤怒、傲慢或復仇之類的激情衝動，」他攻擊了這個孩子，用鐵錘砸了孩子兩下－－儘管最終未出人命。

2，塞勒斯塔特（Selestat）案件：在阿爾薩斯，在1817年的嚴冬，當饑荒襲來時，一個農婦趁丈夫離家工作之際，殺死了他們的小女兒，割下孩子的腿熬湯。

3，1827年在巴黎，女僕亨里特•科爾尼耶（Henriette Cornier）來到其僱主的鄰居家中，堅持要鄰居女兒在她那兒待一會兒。鄰居起初有些遲疑，最後也同意了。但是，當鄰居回來接女兒時，科爾尼耶剛剛殺了她，把頭割下來扔到了窗外。

4，在維也納，凱薩琳•齊格勒（Catherine Ziegler）殺了自己的私生子。審判時她解釋說，自己的行動是出於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以精神錯亂為由，她被宣告無罪開釋。但她宣稱，最好還是將她關在牢里，因為她出了獄還會這樣做的。十個月後，她又生了一個孩子，並即刻將之殺死。在審判時，她宣稱自己懷孕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殺死自己的孩子。她被判死刑並當即執行。

5，在蘇格蘭，一個叫約翰•豪伊森（John Howison）的人潛入一所住宅，殺死了一個他幾乎不認識的老婦，但他沒有偷竊任何東西，也沒有躲藏。被捕後，儘管證據俱在，他卻矢口否認這一事實。辯護律師辯稱，這是一個瘋子的犯罪，因為犯罪沒有實質動機。豪伊森被處死了，行刑時，他對一個官員說，他真想殺死這位官員。這番話後來被認為進一步證實了他的瘋病。

6，在新英格蘭，在一片空地上，亞伯拉罕•普雷斯科特（Abraham Prescott）殺死了與他相處一直很好的養母。回到家中，當養父詢問時，他淚流滿面。普雷斯科特自動供認了自己的罪行。後來他解釋說，當時一陣突如其來的劇烈牙痛征服了自己，然後就什麼也不記得了。調查後來確認，他曾在晚上攻擊過他的養父母，這個行為被認為是夢遊發作的結果。普雷斯科特被判處死刑，陪審團同時也建議予以減刑。儘管如此，他還是被處死了。

尤其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精神病學家霍夫鮑爾〔Hoffbauer〕、埃斯基羅爾〔Esquirol〕和喬吉特〔Georget〕、威廉•埃利斯〔威廉 Ellis〕和安德魯•孔貝〔Andrew Combe〕等不厭其煩地提到這些案件以及其他同類案件。通過對這些案件的反覆言說，精神病醫學為法律領域構建了一種新型的惡魔形象——精神病罪犯。「犯罪精神病學第一次宣告自身是對這一惡魔的病理學研究。」


福柯並不是認為，如果沒有精神病學的構建就不存在「惡魔」；他所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精神病學以何種方式改變了法律的關注重心（從對犯罪行為的關注，轉變為對罪犯主體的關注）；司法意義上的懲罰如何轉變為病理意義上的治療；通過以上兩種轉化，「權力」如何獲得一種嶄新的形式，成為精神病學化的權力？

讓我們回到電影本身。給我印象頗深的另一個場景是「平行會議」。為了捉拿兇手，警方開會討論；而黑幫成員們也聚集在一起討論同樣的問題。儘管出於不同的目的，但無論是警方還是黑幫，都希望將兇手繩之以法。導演運用蒙太奇和相似的佈景，突出了兩場會議的平行性質，似乎是要告訴我們，在如此殘酷、如此變態的罪犯面前，通常意義上的正（警察）邪（黑幫）對立完全被消解了。黑幫再違法，也遵守著起碼的人性原則，而M卻是反人性的，他是絕對的邪惡。

福柯告訴我們，現代社會的善惡對立是司法權力的運轉根據；現代司法從根本上說是對他者的治理。因此，權力需要製造一個他者。不僅警察需要黑幫，而且警察和黑幫所組成的社會需要一個絕對反社會的M。而在精神病學化的意義上，M作為絕對的邪惡，又恰恰被去除了善惡的道德性質：他不是壞人，而是病人。作為一個精神病罪犯，M是社會自身的疾病。因此，權力的責任在於認識、診斷、治療。我們已經說過，現代司法的懲罰制度（尤其是死刑）的運轉邏輯並非出於惡有惡報的正義原則，而是出於一種醫學原則：罪犯的生死和道德無關，這是一種針對社會的治療。

到目前為止，醫學化的司法更多體現了一種現代性的進步。然而它也帶出了現代性的獨特問題：首先是法律的去正義化危機，其次是構建絕對他者的危險。生活在現代社會中心的我們是不會體會到這種危機和危險的，除非哪一天我們也被不幸地診斷為瘋癲、不正常，淪為「社會的疾病」。誰也不知道這會不會發生，不過，也許一直以來，我們暗地裡早已是作為潛在的精神病人而得到治理？這聽上去很荒謬，不過，至少福柯認為，這才是不折不扣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