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好課：電影《奇幻人生》

匆匆草就，錯別字沒改。

《奇幻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原名真好，翻譯成中文「奇幻人生」，失卻了許多味道。

這部電影是早就該看的，但是一直到昨天才真的看完，只是因為看到了它的英文名字。Fiction——小說，虛構的故事；stranger——陌生人，或者是strange的比較級。

如果有誰是將文學理論的，完全可以把這部作品當作課堂的例子來用，它幾乎全面地展現了各種文學研究要素——作者、主人公、研究者、世界，以及文本本身。主人公追溯那個描述他人生的聲音之過程，霍夫曼扮演的文學教授給他做分析的過程，能很好地解釋文學作品情節展開的秘密。換句話說，即作者究竟要如何處置主人公的命運，主人公又該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其中都有不可逃避的敘述模式——正如艾科和卡爾維諾，或者比他們更早的俄國形式主義所說的，一切虛構作品均尤其自主性，情節會沿著模式化的脈絡向前推進。

電影裡霍夫曼分析主人公可能屬於哪部文學作品的一段，亦可看做是精神分析法的文學人物解讀：你的人生其實早已經被某一部小說描寫過了。這就是王爾德所說的，並非是藝術模仿生活，而是生活在模仿藝術。文藝作品不僅僅是消費品，它還潛在地影響（甚至是指導）著我們的生活，幫助我們認識自己。文學人物的現實化非常常見，比如我們經常會談到某個人的猶豫有如哈姆雷特，這個命名極有可能幫助他認清自己的尷尬處境，並為他提供一種可能性。

電影裡存在一種被通俗化的批判，審計員哈囉德被現代社會工具化，失去了主體性，他的救贖卻是通過作家的寫作滲入他生活而開始的，在此之前，他一無所知。這是意識形態的結果之一——我們對此一無所知，但勤勉為之（齊澤克）。當哈囉德發現他的生活是被規定好的之後，他產生了突破此困境的慾望。故事的結局是可怕的：一方面，克羅德始終不能擺脫作者決定他的命運，他本來的死亡被篡改，並由此獲得幸福生活的開端；另一方面，作者自身竟然也通過自己的人物和現實的相互交織而實現救贖（看結尾時她的裝束，同此前完全不同），這向我們表明，其實真正的死亡不是現實的哈囉德的，也不是虛構的哈囉德的，而是作者湯普森的，是她在必然的死亡結局中掙扎。如果你還記得影片中霍夫曼提到的卡爾維諾的話，就會很好地理解這一點，卡爾維諾說：所有的故事都只有兩個走向，一個延續的生命，一個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很顯然，第一個又會必然走向第二個。

哈囉德沒有死，作者也沒有死，他們在改動的小說結尾里活了下來，他們的死亡被延緩的看起來像不可能出現一樣，而這正是我所說的可怕之處——一部談到生活悲劇的電影，最終以惡俗喜劇的形式結束。此謂意識形態的第二個結果，他們對此知之甚詳，但仍勤勉為之（齊澤克）。所有人都明智生命是一個必然的悲劇，但仍歡欣鼓舞地走下去。好萊塢又一此撫慰了我們的傷痛，電影結束前一直在渲染哈囉德有一個最好的結局，當然也是最惡俗的結局，為了救一個孩子兒被車撞死。死亡當然是結局的必有因素，但死的方式絕對不該如此「光明」。

實際上，這部電影擁有一個最好的結尾，但是它沒有選擇它。那就是當哈囉德跑到地下通道去打電話給作者，電話鈴在作者的房間裡不合時宜地響起……。

這才是結束，死亡不可避免，但走向它的過程卻是未知的，哈囉德、作者包括所有人的生命過程都在此未知之中。

生命究竟是個喜劇，還是個悲劇？從本質上看，它只能是悲劇，喜劇有時比悲劇更可悲。大眾文化的美好在於它讓人失去對悲劇的感受力和勇敢，壞處更在於此——我們基本上從整體遺忘了現實的殘酷性，它事實上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