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落幕的狂歡

 某影評家說，電影受限於圖像，圖像受限於文字。由此遞推，改編自文學作品的電影則受到了文字與圖像的雙重約束。
《大逃殺》改編自日本作家高見廣春的同名小說，小說的背景與電影有所不同：當時日本已經成為了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和國，社會輿論、人民生活都受到了嚴格的控制。政府為了國防需要設立了大逃殺法令，每年挑選一定數量的學生於獨立地區進行逃殺實驗，以便收集其中的數據。
儘管影片中經濟危機對於正面臨金融危機的當下社會更具有現實意義，然而小說中的背景設置卻能更好地解釋施行《BR》法案的合理性。

《大逃殺》剛剛引進中國的時候毀多過譽，大部份觀眾從中照見的都是日本的血腥與殘暴，甚至央視某強檔節目是也將其作為日本軍國主義傾向的隱性文本來解讀（當然這與當時中日關係比較緊張有關）。在我看來，這種解讀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人性狹隘與卑鄙的一面。青春與暴力總是不分家，有什麼理由認為這種血腥殺戮與人性殘忍只存在於大和民族而不是華夏民族或者其他？
相反，越是尖銳地指責他者的不是，便越多地暴露了自身相同的缺陷以及不敢正視的懦弱。僅僅反觀中國由建國至今短短半世紀的歷史，我們便可以看到許多相同的青春與暴力的糾纏，其中1967-1976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便是相當典型的證明：動盪不安的年代裡，學生批鬥老師、子女批鬥父親、下屬批鬥領導，許許多多的「父輩」被「弒；」親人間不得相認、夫妻間斷絕關係、朋友間互相揭發，無以計數的骨肉手足自相殘殺；瘋狂背誦毛主席語錄、激情排練忠字舞、浩浩蕩蕩的全國大串聯，洶湧而至的人群集體陶醉於狂歡之中。而這場狂歡要比赤裸裸的殺戮更為酷烈，其結局也更為慘烈。
日本與中國一樣缺乏自省的勇氣，從高橋敷的《醜陋的日本人》及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出版後遭受的來自本民族的強烈攻擊中便可窺見一斑。日本拒絕承認侵華史實並惡意篡改歷史，中國則試圖淡化關於文革的記憶。朱大可在《醜陋的日本人》中譯本的序言中指出，這是遠東文化共同體的「鏡像症候群」，它的感染範圍幾乎囊括了中國（台灣地區）、日本、韓國等所有東亞國家。它的共同癥狀，就是恐懼自己在批判性照鏡中的形象，並且竭力指責鏡子的低劣，進而打碎鏡子，消滅所有那些真切的文化影像。這是19世紀以來後發國家的集體性精神病症，它要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的名義，終結一切自我治療的程序。
  電影《大逃殺》除了可以作為普遍人性的剖析標本之外，或許我們還可以將其當作對於日本民族自我批判的一次突破。日本有《大逃殺》，可是中國呢？

  狂歡永不落幕，然而狂歡又總被幕布遮住。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