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姆·文德斯訪談：「死神是被打碎的象徵(zz)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2008年11月20日，德國電影大師維姆·文德斯的新片《帕勒莫槍擊案》將德國公映。這是導演第一次在家鄉杜塞道夫進行拍攝的作品。接受記者專訪時，文德斯表示這部電影旨在向英格瑪·伯格曼、安東尼奧尼致敬。他說：「只有面對死亡，我們才能更好地活著」。
  坎城電影節閉幕這天，63歲的文德斯坐在坎城酒店豪華套間裡，穿著牛仔褲、嬉皮搖滾圖案的長袖襯衫，微捲的長髮夾在耳後。
文德斯：「死神是被打碎的象徵」

　　在文德斯的電影生涯里，這是他第9次攜新片入圍坎城金棕櫚獎競賽單元。法國當地的媒體形容他和新片《帕勒莫槍擊案》的到來，用了「朝聖」這個詞。早在1983年，文德斯就憑藉《德州巴黎》摘取第37屆坎城電影節金棕櫚獎，該片「標誌著文德斯美國化傾向的高峰」；1988年，他以影片《天使多情》在第41屆坎城電影節拿下最佳導演獎；1982年，他憑藉《事物的狀態》抱走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

　　「這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家鄉杜塞道夫拍戲。此外，我發現了帕勒莫這個令人興奮的歐洲小城鎮」，來自歐洲的公路電影大師喜歡四處「流浪」，習慣於在全世界各個角落拍片。1978 年，文德斯和科波拉簽約，赴美國拍攝《哈姆特》；1985年，他回到德國，拍攝完成了《慾望之翼》；此後，他在德國拍攝過《咫尺天涯》；直到2007 年，文德斯從美國回到自己的家鄉德國，拍攝了影片《帕勒莫槍擊案》。文德斯還會繼續這種流浪的創作狀態。今年下半年，他準備在東京拍攝驚悚片《味湯》。該片根據日本著名小說改編而成。

　　採訪結束，4位來自不同國家的記者起身和他告別，文德斯獨自坐在椅子上，雙手緊緊抓住座椅的扶手，做出副不能動彈的痛苦樣子。他朝發行人用開玩笑語氣抱怨說：「我再也不相信你了，你看你就把我綁在這裡了

　　《帕勒莫槍擊案》遭遇死亡

　　「獻給伯格曼和安東尼奧尼——2007.7.30」。

　　這是電影《帕勒莫槍擊案》結尾處打出的一行字幕。2007 年7 月30 日，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和義大利電影大師安東尼奧尼相繼離世。

　　文德斯告訴記者，那一天他正在義大利西西裡的Gangi 小鎮上為《帕勒莫槍擊案》尋找外景拍攝地。他接到了歐洲電影協會的電話，得知伯格曼當天夜裡去世。「對於我們來說，這一天的籌備工作都是在極度悲傷中度過的」，文德斯說。

　　第二天早上，文德斯開車返回小鎮。在十字路口，一個交通警察攔住了他，示意他將窗戶玻璃降下來。他一邊按照警察說的做，一邊想他到底哪裡做錯了。這個警察斜著身子靠在車窗前，悲傷地對文德斯說：「昨天晚上，安東尼奧尼去世了！」

　　「真是令人難以置信。這樣事情可以發生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在西西裡的小鎮上！」文德斯感嘆道。

　　安東尼奧尼對文德斯的影響非常直接。1985 年，安東尼奧尼中風，喪失說話寫字的能力，只能畫草圖。1994 年，在文德斯的協助下，他執導拍攝了《雲上的日子》。該片是安東尼奧尼改編自他1983年出版的《台伯河上的保齡球道》中四個各不相同的愛情故事，文德斯負責將四個獨立故事串聯起來的框架部份。

　　對這段參與《雲上的日子》拍攝工作，文德斯在《與安東尼奧尼一起的時光》書中寫了：「我願意開始這個非凡的冒險，除了我個人對米開朗基羅的同情和我對他作品的仰慕，還有一個特別有力的原因：我徹底深信像安東尼奧尼這樣的導演，儘管年事已高身有殘疾，應該得到機會拍攝一部在他心智中清晰可見的電影。」

　　相比安東尼奧尼，伯格曼對文德斯更有精神層面的意義。影片《帕勒莫槍擊案》有伯格曼的烙印。片中男主角，時尚攝影師芬（Finn）常年被噩夢糾纏，無法入睡。後來，芬放棄職業，來到義大利帕勒莫小鎮，在這裡遭到死神追蹤。最終，芬直面死神，揭開心結，並遇到了愛情。

　　文德斯在影片中不斷探討死亡的話題，並讓著名老戲骨丹尼斯·庫珀扮演死神，這個死神的形象就是參照伯格曼《第七封印》中的死神。

　　文德斯認為，唯一精彩表現過死神的電影就是伯格曼的《第七封印》。文德斯說：「我並不想把死神描繪成一個黑暗、罪惡的使者，他更像是一個被打碎的象徵。」

　　文德斯精心為「死神」和芬見面安排了長達10多分鐘的對白，卻在看片現場遭到記者一片噓聲。記者們認為雖然死神表演非常精到，但他的對白並不高明，蒼白空談。比如，死神嘀咕：「我已經厭煩了做壞蛋」時，全場的記者一片爆笑。

　　《首映》雜誌評論道：「這樣一部形而上的驚悚片，結合哲學上的用意、演員們愚笨的表現、沉重的劇本、本質性的鬧劇感、認認真真的製作，成為又一部令文德斯的電影事業走向下坡路的作品」。內地影評人則認為，對於文德斯來說：「比死亡更可怕的是他的衰老」。

　　「我一直在找機會來中國」

　　在坎城，文德斯攜著夫人多娜塔看了一場名不見經傳的台灣電影《停車》。

　　《停車》首映當晚，文德斯提前15分鐘入場。導演鍾孟宏和主角張震出席觀眾見面禮時，沒想到這位大師級人物會來看自己的影片。看完電影后，文德斯獨自牽著夫人多娜塔的手，走回酒店。

　　多娜塔是文德森的妻子，1993年， 她在影片《Fare away，soclose!》中擔任攝影助理。文德斯描繪兩人的情感是「一見鍾情」。「我們總是試圖一起來做些事情，多娜塔現在是我所有電影的劇照攝影師」，文德斯表示。

　　文德斯沒有來過中國，但非常熟悉中國。聽說記者來自中國上海，他用中文重複說了一遍「上海」。

　　1991 年文德斯拍攝電影《直到世界盡頭》，片中，主人公克萊爾追蹤馬里奧一路追到了北京。因為在中國拍攝影片手續複雜，文德斯沒有來中國，只是派了女演員和攝影師來到北京，拍了不少鏡頭。陳凱歌為此還幫了不少忙。文德斯透露，電影中有個開卡車的男人，這個人就是王家衛。

　　2004 年，文德斯個人攝影展在廣州、北京、上海三地巡展，為期三個多月。文德斯原本打算乘機來中國和影迷交流，由於突然闌尾炎發作，他錯過了這個機會。「這是我人生最大的遺憾，我一直在找機會來中國」，文德斯告訴記者。

　　文德斯家中有個電影DVD 收藏庫，其中有不少中國影片。凡是在歐洲各大電影節展映和進入歐洲院線發行的中國影片，文德斯大多都看過。他說：「陳凱歌和王家衛的作品有相當高的藝術造詣，他們本人也是非常優秀的故事講述者。還有賈樟柯，他的《世界》讓我有驚艷的感覺。「

　　在文德斯的工作團隊裡，有一位中國學生。他告訴記者，這個年輕人不會說德語，英語也很差。但是當初願意收他為徒，只是覺得他非常有天分， 「他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就打動了我。我想若干年以後，你一定會知道他的名字」。

　　在義大利帕勒莫拍片時，文德斯經常接觸到中國人。在他眼裡，帕勒莫不是個排外的地方，太多的外國人已經「統治」了那裡，並留下他們的痕跡。「最近的移民都是來自亞洲，也有來自中國的，現在有一整條街都是中國人的地盤。當地人結帳一般都是使用現金，顯然中國人對現金之外的付帳方式也並不信任」，文德斯笑著說。

　　B= 外灘畫報
　　W= 文德斯
　「克服對死亡的偏見，生活就有所改變」

　　B: 你自己當過攝影師，《帕勒莫槍擊案》主人公芬也是一名攝影師，芬是否有你的影子？

　　W: 當然，我也做過攝影，一直都想拍一部關於攝影師的電影。攝影師處於文化變革的最前線，這個職業比任何一個職業擁有更多的真實記憶。現在，攝影技術也在不斷更新，每一幅照片都打破了原來的數字構成，再也沒有所謂的原版和拷貝差異等問題；每一張照片都意味著新的生命力。觀看者很少會去關心影像是否真實？這些意味著什麼？數

　　字影像世界向我們呈現了一個正在失去的真實世界，而且，不可避免地，這個真實世界註定要逝去。

　　B: 你現在用數字攝影機拍攝電影，可是很多歐洲老電影人仍無法接受這種技術，他們還很依賴膠片，你怎麼讓自己做到的？

　　W：在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我父母給了我一個照相機。有一次，我和媽媽一起去動物園，我手裡拿著照相機，就再也不顧我媽媽了，一股腦地給動物拍照。如今可以用手機、數位相機拍照，可以從網上下載圖片。但是你不會去存儲很多照片，到了晚上，你可能還會刪掉一半白天拍的照片。

　　科技對攝影來說，還處於核心的地位。儘管我也在抱怨：有了數位相機和數字攝影機，你們都可以來搶我的飯碗了。我自己也用過數位相機，還不得不用，數位化拍攝在當今文化里非常重要，沒有人能無視它的存在。我曾經用數字攝影機拍攝過幾部電影。

　　B：據說這部電影裡有超過200 個特效鏡頭，這是你電影生涯中使用特效最多的一次吧？

　　W: 是的。在《百萬美元酒店》裡，我們用了很多特技，但是《帕勒莫槍擊案》這部電影裡絕對是特技用得最多的。在《直到世界盡頭》中，我就已經開始使用特效，但那個時候非常困難，一個鏡頭可能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今天，這一切變得容易多了，我的很多學生——我在藝術學院的電影系教書——他們就能製作特效，甚至有些人會用特效來製作整部電影。

　　B: 影片後半部份在帕勒莫拍攝完成，主人公也是在那裡面對了死神，這個地方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

　　W: 我所有的拍攝地，都是在一種強烈情感驅使下找到的。拍攝地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我電影中的明星。它們經常推動故事的發展，或者給故事賦予新的生命。帕勒莫就是個催化劑。這座城市和別的地方比，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它經歷過更多外國勢力的佔領。這是個奇怪而喧囂的地方，一方面，它氣勢浩大而精緻；另方面，它已經嚴重受傷，卻仍然炫耀著強壯。

　　據我所知，死神在這個城市受到了更多的崇敬和膜拜。那裡有專門的死神節，是一年中最重大的節日。有一天，我走進一個博物館，看到許多藝術品都表達了死神的勝利，我簡直都不敢相信《德州巴黎》：常年在沙漠中游蕩的塔維斯與兒子重拾父子情《柏林蒼穹下》：天使丹尼爾愛上了馬戲團女演員瑪瑞安《帕勒莫槍擊案》中的男主人公是位時尚攝影師《事物的狀態》講述了一個電影劇組拍攝新作時面臨停拍的命運自己的眼睛。

　　B: 為什麼要設置男主人公和死神對話這個環節,而且長達10 多分鐘？

　　W: 男主人公一直都不想面對死亡，他一直都在逃避。通過與死神的交流，他意識到他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他意識到許多人都在浪費時間，他並沒有正確地對待過自己的生命。

　　B：對你來說，死亡、衰老、迷失，哪一個更可怕？

　　W: 死亡是個很常見的主題。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樣，反正我是經常會思考這個命題。文學、電影中經常會描述人們直接面對死亡時的情景，在那裡，誰也不會說死神有多麼嚇人，而是感覺到它的平靜，以及生命的美麗。

　　年輕時，有一次我以為會死，當時非常害怕。害怕與否，通常是我們的心理作用。也許克服了對死亡的偏見，我們的生活也會有所改進。

　　「我厭倦了用安全方式去拍攝電影」

　　B: 年過60 歲，您的故鄉杜塞道夫才出現在您的影片中。故鄉對你來說有特別的含義嗎？還是你一直在刻意迴避它？

　　W: 在我人生最早的幾年裡，我在距離萊茵河幾百米之外的市中心生活、長大。我四歲時，差點掉進這條河裡淹死。當時，我父親正游到對岸去了，把我一個人留在岸邊。那時，河上還沒有任何橋。後來我在這裡讀高中，讀過一個學期的哲學。在拍這部電影之前，我從來沒到這裡拍過任何一個鏡頭。拍這部影片時，當我站在萊茵河邊的草地，或在埋著我父母的慕尼黑墓地時，心裡一直有種很奇怪的感覺。

　　B：如果聽到一些不好的評論，會不會讓你反思這部影片存在的問題？

　　W: 我沒有後悔拍這部電影。我喜歡這部電影的音樂，喜歡片子中的演員。我認為這部電影表達出了我自己一開始的想法：面對過絕境（死亡）可以更好地促進我們的生活，抹去我們的記憶。

　　B: 到現在，你還是不喜歡寫好電影劇本，再開始拍攝電影？

　　W: 一部電影首先就是要講一個故事，還要包含很多必須的元素。唯一的問題是，大多數故事都是非常自我為中心的，趨向於把其他元素全部推出去。現在的電影都被程序化、處方化的模式批量生產出來，實驗的空間、以及試圖跳出這個框子的自由已經消失了！我非常難受，也厭倦了用這種安全的方式去拍電影。

　　我寧願去拍一部像搖滾樂那樣的，大膽、直接的電影；我寧願去冒險，而不去擔心對任何人說點什麼，也不用任何預先謀劃，或者制定時間表。我曾經做了太多這樣的電影，去描繪一種心情，或者尋找某種時代精神、秘密或者主題。當我能夠自由工作，沒有任何劇本的時候，其實一切在我的腦海里已經安排好了。

　　一個完成的劇本只應該存在於電影完成拍攝的最後一天。這也就是我想拍攝《帕勒莫槍擊案》的原因，這是一次探險。在開機前，我並不完全知道主人公的性格和故事。我只是想講一個故事，不用知道它怎麼結尾；我只要知道主題、中心就夠了，不需要從頭到尾盯著這個故事的發展。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