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爾維耳只對一種事感興趣——優雅的犯罪

大盜在脫獄之後搶了最後一筆鉑金，在即將偷渡出逃時卻被警察騙出同夥的名字，為了捍衛自己的名聲，大盜屏足了兩口氣冒死逃出，又逼使警察寫下自己並非主動出賣同夥的事實，和背叛他的盜伙們玉石俱焚。為什麼梅爾維耳總是鍾情於這一類的自殺式英雄？為什麼看完這樣的動作片卻無法像港片那樣輕易忘卻？為什麼他會賦予這種在美國四十年代風行一時的黑幫電影以優雅的格調？

在《獨行殺手》、《大黎明》等中，主角都選擇了捍衛榮譽的死亡。而他們本可以逃之夭夭，逍遙法外，享受海灘、美女，還有花不完的鈔票，正如我們在《極限特工》裡看到的那樣。可他們不惜丟了性命，偏偏重視一個看不見、摸不著、形同空氣的東西——榮譽。「榮譽是什麼？它能吃嗎？它能喝嗎？」莎士比亞在《亨利四世》中這樣寫道。在一個人的眼中，榮譽的份量如果較之生命更重，那他就是個守舊的老古董，當然換一個角度看，他是一個貴族。

電影中，我們看到大盜的舉止溫文爾雅、有情有義，一個小小的眼神就能傳達出兄弟間的惺惺相惜（多虧了文圖亞的完美表演）。他們聰明，能洞悉週遭的一切變故，擅於分析事情的進展。他們敏感，對於危險保持著超人的嗅覺。他們忠誠，畢竟他們只有相互依賴，才能完成大動作的犯罪。他們懂愛，和長大的壞女孩在精神上長相廝守。所以大盜可以說，我被警察抓到了，我栽了，但我不是個「告密者」，我還是條漢子。可警察有他們的小算盤，把自己偽裝成其它幫派，騙大盜說出他們想知道的。這一下，大盜多年經營的良好名聲、在業內享有的崇高威望都轉瞬化為烏有。他必須挽回，不擇手段，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雖然最終這個人失敗了，但觀眾仍覺得：他的死重於泰山。我們想起電影開始時的字幕：一個人出生後只被賦予了一種權利——選擇自己的死亡。

梅爾維耳的戲裡沒有單薄的角色，尤其是與盜伙演對手戲的「條子」，或這齣戲裡的檢查官布洛特(由Paul Meurisse出演)都是極聰明、與罪犯齊鼓相當的厲害角色。在電影裡，我們能看到這種人的固執意念及其存在方式——制止犯罪，所以他們和盜伙鬥智鬥勇而樂此不疲。每個角色都各有其價值，這是從讓•雷諾瓦那裡繼承的法國電影傳統。在梅爾維耳這裡用得很妙，布洛特雖然一心為公，欲除暴安民，但在精神上他能理解這些罪犯的榮譽感，在電影的最後一幕裡，他幫助大盜澄清了聲望上的污點，並且捏著被壓彎了的香菸，有一種失去最好的對手時的失落感。畢竟，棋逢對手，貓捉老鼠的遊戲才好繼續玩下去。

二戰後的大蕭條導致大量高素質人才轉入集團犯罪，這也許是梅爾維耳故事的大背景。但即使是轉向犯罪，也掩蓋不了他們那種二戰前的老式思維——榮譽、責任、婚姻的忠誠等等。本質上，正如《第二口氣》中的一個後輩小混混所說：「他們過時了。」但這就是梅爾維耳的主人公，在一個不恰當的時代、不恰當的地點——愛都已黎上演他們自己的落日黃沙。

梅爾維耳自己，也和戈達爾、特呂弗的六十年代新浪潮電影格格不入。因為他的思想也屬於「過時了」一類。據梅爾維耳自己說 ，他喜歡模仿《RIFIFI》這樣的美國黑幫片，把巴黎當成曼哈頓，但他想做的是嚴肅的黑幫電影。梅爾維耳(Jean-Pierre Melville，1917 - 1973)很早就是個電影痴，二戰退役後才開始創作，因為到處找不到投資，只好自己成立公司。他的攝製方法很多是在超低投資之下的無奈之舉，卻反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有人把他看作是新浪潮的巨匠之一，那是胡扯。他不僅和戈達爾之流毫無瓜葛，而且他終其一生就是向三四十年代的好萊塢B級片致敬。梅氏的中後期變本加厲，一遍又一遍地述說他的犯罪故事，不厭其煩，而且不斷加入新的風味——法系的抒情、武戲文唱、存在主義等等。

戰後依然有一批從事純粹藝術的電影作者，例如勃羅切克喜歡純粹的、古典的色情；派金帕喜歡蕭條的大西部和末日英雄；路易•馬勒對小資產階級的真實寫照；卡薩維特對人類情感及其表情的場景式研究，而梅爾維耳只對一種事感興趣——優雅的犯罪。有人說他的電影藝術很安靜 ，並帶有一定的禪味——萬事皆空 ，這都不為過。
我讀梅爾維耳的體會是，看他的電影就如同欣賞貴族的言行舉止——優雅、細緻、簡潔、強烈。這種「過時了」的東西在反覆閱讀中都不會丟失快感。這就是為什麼在影視作品不過是一次性消費品的今天，他這個被40年代黑幫電影蠱惑過，並且又蠱惑了吳宇森的人會不斷地被人們拿出來重新評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