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機與民主

據說，印刷術和造紙兩樣這東西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
遺憾的是，就像我們發明了指南針和火藥一樣，在我們這裡只具有民俗學和機械複製的作用，而到了西方，卻具有決定性的革命作用。
整個西方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即由印刷術的普及運用所產生的革命，從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到美國獨立戰爭，聖經與革命小冊子在西方歷史上的意義是不可估量的，歐洲現代革命就是建立印刷機與打字機上的，經由激進的知識分子而席捲普羅大眾。而美國就是一個建立在報紙和新聞上的新國家。
在美國許多優秀的作家都出身於記者，美國記者是當代的約翰史密斯船長，集冒險家與傳教士於一體。這個職業同推銷一樣乃是純粹的美國精神完美的體現，集合了宗教狂熱與追逐個人價值，信仰與執卓。

坦率的說，假如本片不是請了這樣兩位著名的演員，尤其是我喜歡的金髮壁眼的雷德福來演出，很難看下去這樣一部情節枯燥對話乏味毫無娛樂與商業價值的記錄式的電影。影片節奏緊湊，切換堅定，整提風格嚴肅而凌厲，通片充斥著打字機的巨大聲響。
這就是民主的聲音。
而使我驚異的，是影片那種非常理性與冷靜的結構與風格，沒有我們中國式的所謂為民請命的悲情與壯士一去不復反的豪情，只有兩個看上去很普通的記者面無表情的在不停的打電話和外出採訪。一切都是公式化的，職業化的。沒有一點戲劇化的熱情，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沒有感情的邏輯推理。而現實中的兩位記者也不過是風光了一時，很難再有他們的新聞面世。
我就想，這大概就是民主的真實面孔。
而在我這樣一個被洗了的腦子裡，民主是一種要嘛很虛幻很遙遠要嘛就很偉大的犧牲，至少也是台灣的紅杉軍的架勢和名嘴的刁毒。但是影片給予我的感觸是深刻，那就是民主與自由絕對不是可以是戲劇與風格化的，像是台灣的議會的打鬥，而是一種滲透於每一個公民血脈的習慣。
民主是一種習慣性的思考方式。
兩個普通的美國記者並沒有 什麼豪言壯語和成就個人英雄主義的野心，一切都是那種對於職業的虔敬與默默的推演，在他們看來，順藤摸瓜逮住了總統是很自然而然推理的結果，這裡面沒有什麼個人感情，而一個總統也是一個人，做了壞事就要認罪。
這是一個民主國家普通公民的邏輯思維。不是兩個記者把總統搞下台，而是這個國家人民所制定的制度把一個撒謊作弊的公職人員撤換下來。
悲哀的是，在台灣倒真的是依靠著幾個知識分子和記者才把真相告訴人民，更悲哀的是，在我們這裡連這樣的記者都沒有。

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總是期盼著我們之中會出現個把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勇敢的把醜惡說出來，把真相告訴大眾，在舊有的體制上做積極的改良和調整，但是這種期望看來是幼稚的，沉默不是大多數而是全體。所有的旨在治療和改變這個病入膏肓的肌體所做的努力，只要是改良主義的，不訴諸暴力和企圖溫和革命的，都將是幼稚可笑的。因為已經錯過了社會改良最佳時期，社會的利益集團已經各自形成了其龐大的領域，社會資源分配殆盡，沒有任何迴旋與再分配的餘地，而且他要試圖將其合法化與永久化，世襲化，所以將來社會變革必然是充滿暴力與血腥的。有些真相是必定要講出來的，不過只要講出來就會是天翻地覆性質的大動盪。

水門事件過去許多年了，而美國人還在不厭其煩的探討此一事件，尼克森即使去世了也難以逃脫身後不斷的追討和問責。有時候，我真是覺得西方人是很得理不讓人的，頗有痛打落水狗，甚至以怨報德的傾向，幾個竊聽器，一個麥卡西說起來沒完沒了，說的我這個外國人都煩了，可是他們還是不停的說。想來我們中國人的心態是太好了，記性很壞，不論是自己別人欠自己的還是自己欠別人的都很容易忘記。看來，美國是一個充滿刁民的國家，這些忘恩負義的刁民有認定只要把手按在聖經上起了誓，就是神聖的，不管是拉練鬆了還是安了幾個中國小孩子抽屜里還有的竊聽器，都不可寬恕。而且是終身的被判處道德上的懲罰。可見刁民難惹！


出版和言論自由絕對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空泛的和無所謂的自由。他是一切自由的前提。
人人都不吭聲的的社會只會會把我們帶到一個暴君的腳下。
可惜的是我們正是在這樣的處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