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31 01:12:20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末代皇帝》用恢弘的鏡頭再現那段歷史。色彩筆調不褒揚,不貶低,在濃妝淡抹中把一個末代皇帝的『成長、壓抑、悲苦、無奈、傀儡、改造、回歸』整合成一個整體,用平面描述了一個立體的鮮活人物。讓人佩服的是導演把握這段歷史的高度控制感和柔韌感,凸凹有致,遠近適宜,取捨依節,張弛有度,令人油然尊重。閒話不再贅述。
當形如枯槁的慈禧用盡最後一絲氣力時,清末這段屈辱的歷史還尚未結束,繼承龍脈的就是日後被稱作『末代皇帝』的溥儀,當時他只有3歲。此時的大不列顛實行君主立憲制,高昂的美國佬正加速完善共和,但我們尊崇的皇帝還躺在九五至尊的龍椅上呼呼大睡,隨時流著哈喇子蹦蹦跳跳,一群皮包骨的老太監『忽而三,忽而四』的不著調的唱著、扭捏著。外面已是風生水起,大內卻是吆五揚六,除了讓人嗤之以鼻,剩下的只有悲恨不能鳴的壓抑。民族意識已然覺醒,改革處方也將在3年之後開出,但這3年,世界的格局繼續沒有我們,沒有中華民族,我們只是世界版塊上被割裂的一個整體,我們只是人肉刀俎,隨意的被汆成丸子,貪婪的被吞下。
辛亥革命爆發,舉國振奮,唯有紫禁城的達官貴人惶恐失措,失勢又失身。雖繼續過著衣食無憂之日,但身陷囹圄,不得出入市井百家,尤其是愛新覺羅.溥儀。他在宮內的遊戲竟是領著一幫太監侍衛們玩『雞捉老鷹』,外面炮火連天,裡面不亦樂乎,讓人很是神傷。「苑庭荒蕪,暮鴉泣啼,落日一地閒愁」,正是此時紫禁城的蒼涼寫照。但這段灰色的日子隨著莊士敦的到來變得有了些許色彩。這個英國的中國通懷有深厚的漢族文化知識,對溥儀的影響巨大。《(紫禁城的黃昏--莊士敦;王慶祥--非常公民--末代皇帝);如果感興趣者可以參考括號裡的兩本書,在此不多做細節累述。》溥儀割辮之舉,很大程度上是受莊士敦的鼓動。在莊士敦的循序漸誘下,溥儀接觸到一些外面的時勢和西方的政治體制,一併學習數學(古代數學,咱也不遜色)、琴樂、跳舞、網球等革新出來的西方產物(並戴上了眼鏡),在某種程度上說,溥儀是歷代皇帝里最具博識的人,這與時代有關,但唯有人為,方可為之。莊士敦一方面扮演教師的角色,另一方面更像個朋友,乃至慈愛的父親。除了教授溥儀知識之外,莊士敦給予溥儀一種思辨能力,讓溥儀看事物更不拘泥於眼前和中華,而是紛至沓來,蕩漾廣闊。歷代的皇帝都是孤獨者,佔有絕對的話語權和生殺權,但在影片裡,我們看到,莊士敦是以朋友和長輩來關懷和教授溥儀的,這讓整天沉湎於老太監皺紋中的溥儀感覺新鮮和溫暖,更是一種心理上的依靠。在後來莊士敦和溥儀的分別的車裡,這種感覺更加劇作為一個普通人的脆弱和依戀,但已經無從挽回和一如既往。身為天下者先之,身為尊者必先軀之。
1924年11月5日,發生「逼宮事件」,溥儀被迫搬出紫禁城。溥儀感慨到,曾經想無數次逃離的地方,一旦要離開,竟有些不捨。無論是天命難違,還是該遭此一劫,這個皇帝終於下野。隨流湧出的公子妃嬪們,老嬤嬤,老太監們,終於走出他們驕逸奢淫的地方,結束中國幾千年宮廷糜爛生活,封建社會的集中根據地也就被徹底的清除掉了。無能嗎,無力嗎,無命嗎?溥儀從出生就陷入漩渦,而命運絲毫沒有給他脫離的徵兆。
之後,溥儀在天津繼續人生的旅程。妻子婉容,文繡淑妃,一個在天津如魚得水,一個尋求在寂寞里擺脫。最終,文繡離婚取得自由,也就把溥儀最後的尊嚴撕毀,一個連女人都套不住的男人,何以把江山坐穩,更不敢奢談坐穿。這階段的溥儀瀟灑,放蕩,如同紈絝子弟一般,毫不關心外事,任自己縱慾時光。隨著日本人佔領東三省,這個昔日皇帝又妄信日本,建立「滿洲國」,期望束兵秣馬,東山再起。日本人的野心,計謀,溥儀不是不知,支持他走這一步的是一個死馬當活馬醫的決心,一個死要面子的皇帝之心。當然,溥儀比那些宋代皇帝多了點決心,但多的是盲目之心,一些紙上談兵之說。婉容吸食鴉片,並且和司機通姦,以致懷孕。日本人把婉容強制送走之時,「滿洲國的皇帝」溥儀還蒙在鼓中,待溥儀追至大門,守衛的日本兵們強行的關閉溥儀的出路,這一幕和他騎著自行車想去看望死去生母之日,驚人的相似,歷史用兩個瞬間串聯出一個悲劇人物的同一時刻,無論是國內的軍閥還是日本人,都不允許溥儀做自己的事,從開始到現在,他一直都是個傀儡,一個工具和象徵而已。
活在鏡子中的人是怎樣的模樣呢?天天看自己,是否會厭煩呢?我想,溥儀在1934-45年中,一定會厭煩這段被操縱的日子,活在別人屋簷下,做著別人吩咐的事,一個皇帝淪落到此中窘境,是對封建余灰的討伐(更指國內)還是對時代的羞辱?從今天來看,那段掙扎的日子裡,徹國激憤,民眾激昂,世界一體,都在為反法西斯而鬥爭。溥儀在東北深居簡出,潦倒度年,無所事事。最終隨著廣島原子彈的爆炸而一併入土,在他倉惶逃竄的前一刻,他被蘇聯人給俘虜,從此開始漫長的10年悔過生涯。(溥儀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於1959年得到特赦,批准出獄。)溥儀是否真正的悔過,我不得而知(他的《我的前半生》未從讀過),但可知一點是,他的悔過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他用10年時間來思考前半生的話,他實在沒有理由來給自己的現在做出一個評斷,他詭異的前半生大多不是他的選擇,而是一種強迫的使命感。如果讓溥儀來選擇的話,他更想做的是和莊士敦漫步在牛津的校園裡,聽著鐘聲,談論紫禁城的黃昏和赭牆的斑駁。可惜,他被命運所羈絆,他也為命運所屈服,他得承認時代的進步和發展,他不得不承認,他生在了一個錯誤的時代,一個錯誤的場合。
(溥儀出獄後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1964年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67年10月17日因患尿毒症卒於北京。終年六十二歲。火葬,骨灰安放於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後遷葬於河北省易縣。以上來自百度百科)
從朝陽到落日,溥儀用了一生,但這一生確是註定。這個髫齔臨危受命,坐在龍椅之上,就此開始他的60年人生。此刻想來,甚是淒涼。
人生是不以最後的得與失來定義成與敗的,在功與過的劃分中,歷來的標準都是對一個社會,一個時代或一段歷史的影響(我們通常認為的重要人物),但在評判一個人的時候,我們基本忽略掉他作為個人的存在和他的喜怒哀樂、生活追求,而只是從大的包圍中給予他(個人)極小的關注,可那些被過濾的情感憂傷,物質享樂,精神涅槃是形成一個人舉足輕重的分子。我們思考之時不要生硬的站在那段歷史上,然後替他們蒼涼、唏噓、慨嘆,而應空投到那段過往,感受一下當時的近身感和躁動感,那是一個時代特有的魅力和本質,是把握一個時代最好的方式。
後記--此篇文字需要求證的太多,我只做影片分析和一些粗淺了解,只供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