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的悲歌

       我看的第一部拉斯馮提爾的電影是《破浪》，印象不佳。我不喜歡故事一開始就將主人公推向絕境，這類情節設計已經用的很濫了，是催淚電影的必殺技，先激起觀眾的同情心，接下來就描繪逆境中的不屈人性，以此感動觀眾，令他們瞬間以為自己獲得了精神昇華。《破浪》確實有不少煽情成份，女主人公的善良沒有贏得上帝的眷顧，她的丈夫在意外中癱瘓，令她陷入悲苦，只能憑藉荒謬的信念對抗厄運。她堅信自己多和陌生男人性交就能挽救垂死的丈夫。影片令人疑惑的地方是，這個女人所做所為，是犧牲自己，還是自我拯救？當時我的第一觀感是前者，因為在劇情里，她所做的都是她的丈夫要求的。正是這樣的印象，令我對這位作家導演頗不以為然。我認為他是一個庸人，靠製造悲情來博取喝彩。但看了他的《白痴》後，我徹底扭轉了自己看法。這個故事同樣有一個陷入絕境的女主人公，她同樣有不容於世俗的怪異行為。她跟著一群有反社會傾向的年輕人，到處扮演智障人士捉弄別人，以觸犯道德規條為樂。不過在此片中，導演的意圖非常清晰地呈現了，受苦的女人所做的一切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她盡最大的努力是拯救自己，將自己從無邊的絕望中拔出來——她的兒子意外死去了。
    《白痴》是我鍾愛的電影之一，它有一種極端迷亂的氛圍，電影史上很難再找到第二部能與之匹敵。一個母親的喪子之痛，本來是值得同情的，卻表現得令人厭惡。她像一隻蠕蟲，隨時依附在任何一樣東西之上，只為了讓自己活下去。這個人形生物，一個敗壞了的人，逃避著兒子的葬禮，全情投入在嘲笑人類同情心的惡毒遊戲裡。她挑釁地告訴觀眾，眼淚和施捨對於受苦者一無所用，她此刻的快樂就是看見別人的窘態。剔除了《破浪》中多餘的煽情，《白痴》擁有一種非常可貴的品質，它使導演尖銳的提問更加簡潔：什麼是「惡」？假如惡能夠從絕望的深淵裡救出一個人，它還是惡嗎？實際上，這也是拉斯馮提爾作品的鑰匙。他追問善惡的界限在哪裡，人類如此脆弱，一瞬間就能從「善」倒向「惡」：《破浪》里貞潔的妻子犯了姦淫罪，《白痴》里仁慈的老母親犯了欺騙罪，而到了《黑暗中的舞者》，本份的單親媽媽犯了殺人罪。從宗教的角度，這也是約伯式的呼喊：上帝存在嗎，為什麼讓好人蒙受不幸，而且還要背負「不潔」的罪名。
    應該說，拉斯馮提爾的電影是「存在主義」的。通過「極限境遇」說故事，將「死亡」、「災變」、「劫數」等偶發事件，作為人的命運舞台，以此觀照人的自由選擇，是典型的「存在主義」的思考方式。眼下這股思潮早過時了，它最大的問題是，將「極端體驗」當成了「日常經驗」，一個人在特殊情境下展現的人性，被當成了人性的全部。存在主義文學曾興盛一時，但它們寓言式的寫作，帶著強烈的道德說教的企圖，很快就讓人膩味了。不可否認，拉斯馮提爾的作品有同樣的缺陷，一種知識分子腔調，不免矯揉造作。但假如拉斯馮提爾僅止於此，他不可能吸引我，我也不會對他的每一部電影感到好奇。實際上，就像所有第一流的作家，他有一種特殊才能，那就是對人物的心理有驚人的洞察力。我甚至毫不懷疑，他有過非常不幸的經歷。他崩潰過，他知道那過程，他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其實，那種感受我也有過，一腳踏空，不停地墜落，像是永無盡頭，然後你很想抓住點什麼，阻止自己下墜。我曾經有過那種極度沮喪的時刻，爬到樓頂，望著地面，想縱身一躍，不是想死，而是想讓地面托住我，助我擺脫久久懸空的痛苦。這種隱秘的心理不容易描繪出來，拉斯馮提爾卻很成功，他通過描繪女主人公伸手緊緊攥住點什麼，呈現出了她們心中的無底深淵。《白痴》里，那個喪子母親的描畫最為精確，當時我看的時候，立刻想起了一件往事。我在國企工作時，隔壁辦公室有一個中年同事，平時沉默寡語的，也沒什麼來往。突然有一天他跑到我辦公室，和我聊起天來，神叨叨地，講的淨是公司里其他同事的閒話。這種話題，我完全插不進嘴，但他很興奮，一個人說個不停。很多話還說得十分刻毒，不勝其煩，簡直到了想讓人拿拳頭塞進他嘴裡的地步。正當我想著如何找個理由退避，他突然停頓下來，說，哦哦哦哪個明天我回老家，我媽死了。然後他就平靜地走了。我清楚記得他的表情，就像《白痴》裡的那位母親一樣，嘴角永遠掛著虛弱的微笑，有點諂媚，有點奸猾。
    不幸是邪惡的近鄰——拉斯馮提爾電影總給人留下這種印象。這是不容易消化的觀點。在弱者的悲慘故事裡，人們總是期待有人性之善，有仁慈和慰藉，但拉斯馮提爾不願滿足他們，執意給他們看相反的東西。即使那部大眾最受落的《黑暗中的舞者》，拉斯馮提爾在商業考慮之餘，仍然留下了自己惡狠狠的印記。他不滿足於讓女主角受病魔折磨，還讓一個警察趁人之危，欺騙她、掠奪她。弱者無人救助，反倒成了有血腥味的肉塊，引來了餓狼。這種人性本惡的邏輯，到了《狗鎮》可謂發揮到了極致。一個落難女子來到一個「淳樸」的小鎮，她盡力討好這裡的居民，以便融入社區。但很快小鎮居民的偽善暴露了出來，每個人都試圖在她身上壓榨點什麼，女人羞辱她，男人強姦她。連她那個自命「洗滌人心」的作家男友，出賣她時也毫不手軟。在這個似乎與世無爭的地方，每個人都潛藏著驚人的作惡能力，弱者的出現只會被吞噬，就像受傷的動物被扔進了狼群。片中女主人公受到的蹂躪過於殘酷，令其扮演者妮可基德曼十分困惑，她質疑拉斯馮提爾是不是仇恨女性，不然為何他總是熱衷於描繪受苦受難的女性，讓觀眾看她們困窘時的醜態，以及被欺凌時的無能為力。妮可基德曼很敏感，她意識到了拉斯馮提爾身上的病態，但她弄錯了一件事情，拉斯馮提爾電影裡的女主人公，並不是「女性」，而是他自己。拉斯馮提爾患有各種奇怪的恐懼症，對「生命無常」十分害怕，例如不敢坐飛機等等。1995年，他的母親去世了。可以想像當這種不測的災禍真的降臨了，他最害怕的事情發生了，他是多麼地煎熬。正是經歷了這一變故，才讓他有了「良心三部曲」的計劃。這一電影系列中的三個女人，都是在宗教之外尋找自救之路。她們選擇的不是宗教，卻付出了教徒般的虔誠，同樣達到了某種渾然忘我的境界。或許是慰藉，或許是麻醉，總之起到了鎮痛作用。拉斯馮提爾也是這樣，電影就是他的宗教，他甚至也有自己的「十誡」——著名的「Dogma』95」。他拍電影就是為了自救。《狗鎮》雖然被視為政治電影，實際上一脈相承，拉斯馮提爾仍在講述自己內心的崩潰，只不過這次牽涉到他的政治信念。他曾這樣解釋自己的政治立場：年輕時信過共產主義，現在仍是左派，卻不是社會主義者。這種說法很有趣，他顯然經歷過層層蛻變，以前還能說是具體的某主義，現在只能說是籠統的某派系。假如《狗鎮》談的是政治，女主角所經歷的不就是政治觀念的重大轉變嗎？她來自大都會，是富有的黑幫老大的女兒，但道德良心令她覺醒了，她不再貪戀安逸的生活，選擇了逃離。可是來到平民的世界，她的天真遭到了報復，原來善良的老百姓不善良，良心的文化人沒良心，這些人個個如狼似虎，貪婪又自私，根本不是社會的進步力量。以前以為他們安份守己，雖然弱勢，卻有著更高的道德水準，但作為遇難者進入到這一群體，卻成了他們爭先撕咬的獵物。最後，女主角再次覺醒了，原來「弱者」兇殘起來不亞於黑幫，所以當順民變成暴民，就該對他們痛下殺手，以惡制惡。這部影片的結尾很決絕，世界黑漆漆一片，只有殺戮閃耀著光芒。當一個左派不再鼓吹 「真正的善」，轉而宣佈「全面的惡」，他恐怕已經不是合格的左派，因為他已經徹底撕掉了自己的偽裝。除了反對一切，他無路可走，最後必須連自己也反對掉。或者這麼理解吧，《狗鎮》是拉斯馮提爾政治信念的大潰敗：以道德完美主義始，以道德虛無主義終。而虛無之後，失去了一切意義，只能墮入深淵。
    拉斯馮提爾垮了，陷入嚴重的抑鬱症。左派情懷將他領到了虛無之中，並沒有帶給他新生，反而將他推到了地獄的下一層。《反基督者》是他精神康復後的第一部作品，當然其內容毫無懸念，就是他對這次精神崩潰的書寫。影片回到了「良心三部曲」的敘事，以一場意外劫難作為起點，將人物推到「極限境遇」當中去。這次是一對夫婦，他們在床上作愛的時候，孩子在自己房間醒來了，獨自爬上窗台，結果從樓上摔死了。看起來應該是兩個人的哀痛，實際上它與「良心三部曲」一樣，講述的是一個女人的崩潰和拯救。電影裡，孩子的父親是心理醫生，他很快克服了喪子的悲傷，接下來要將妻子從愁苦中解救出來。但這個男人的設計蠻奇怪，他過於冷靜，既不像孩子的父親，也不像女人的丈夫。當這個女人想通過做愛舒緩自己的焦慮，他斷然拒絕：不要操你的心理醫生。聯想到拉斯馮提爾剛剛度過一場抑鬱症，可以斷定，他藉助這對夫妻的故事，講述他自己和心理醫生的故事。在他過去的電影裡，女主角是他本人的寫照，這次不例外。不過，微妙的變化還是有的，之前他都是講一個人的自救，這回則有了心理醫生。有了專業人士會更好嗎？這就是整部電影的懸念。當然，熟悉拉斯馮提爾的人猜得到結局，正如片名「反基督」所暗示的：世上沒有救世主。
    影片從片名開始，似乎就在暗示某種宗教論辯。整個結構，則讓人想起了齊克果的存在哲學，從「審美」被中斷，到「倫理」的承擔，最後抵達「信仰」之地。但我認為，這些都不重要，不過是些陳腐的修辭，知識分子經常用來裝深刻罷了。相反，這些東西成了障礙，影響了作者的自我表達。拉斯馮提爾過度使用它們，反映的是他內心的枯竭，而不是創造力。片中分「悲慟」、「痛苦」、「絕望」三個章節表現心理崩潰的歷程，其意圖很明確，卻缺乏足夠的細節去支撐。拉斯馮提爾試圖探討自己的恐懼症，其中有一個段落，女人向丈夫說起自己的神秘體驗，有一次彷彿聽見了孩子的哭聲，就瘋了一樣衝出來找自己的孩子，結果看見他安然無恙地自己玩耍。丈夫告訴她，這是幻聽，但女人拒絕承認，她認為這是命運的徵兆。兩人的爭吵甚至變成了扭鬥。從女人這邊看過去，心理醫生是冷酷的自大狂，對世界的神秘力量缺乏敬畏。這也是拉斯馮提爾的視角，他實際上在用宗教的宿命論，逃避著心理醫生對自己的恐懼症的追問。他一直聲稱自己害怕任何東西，唯獨在電影裡才勇敢，但他沒有勇敢到剖析自己的恐懼症的地步。他的恐懼症背後一定有故事，但他從不提及。本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他還是放掉了。
   結果，這是又一部拉斯馮提爾的常規電影，只是語言更晦澀，場面更驚悚。該片再次探討了不幸與邪惡，這個話題他始終不肯放下，而這一次似乎有了答案。全片的重頭戲是最後一章，名為「三個乞丐」。乞丐，低賤者，即人的動物本能。電影用三種動物表示，鹿、狐狸和鷹，分別是膽怯、狡詐和兇殘。在這一章節，男人找女人探討她的一本書，裡面收集了很多屠殺女性的歷史資料。女人說，女性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她的身體是由「天性」控制的。男人非常震驚，指責說，你研究的資料都是說邪惡的事物迫害女性，你卻解讀為女性本身是邪惡的？你不批判邪惡，反而與之為伍？女人沒是否有認，只是閃爍其詞地說，我也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後來，男人再次窮追猛打，告訴女人，「邪惡」是你的妄念，而不是現實，焦慮會讓你做一些平時你不會做的事情，但是這不是你的本性。女人不置可否，又含混了過去。但從此劇情急轉直下，男人發現，這個陷入喪子之痛的母親，竟有奇怪的虐子行為。然後，像是為了向男人證明白己是邪惡的，這個女人突然爆發了：砸暈了男人，用絞鑽鑽透他的腿，穿過一個槓鈴。到後來還要自殘，剪掉了陰蒂。這一章節令電影備受抨擊，許多論者認為這是極端男權主義的表現，用血腥殘暴的場面來宣揚「女性本惡」論。但就像妮可基德曼一樣，這些評論者都被表象蒙蔽了。因為，這個女人就是拉斯馮提爾。這個有嚴重心理問題的導演，他像女人一樣脆弱和敏感，也有著許多壓抑心頭的秘密。這一段落，實際上是他第一次非常肯定地表達這個觀點：受苦的人是邪惡的。之前在他的作品裡，不幸與邪惡總有著某種聯繫，但從未真正引向過這樣的結論。當然，這個結論驚世駭俗，註定要遭到反駁，像那位心理醫生就反覆指出，邪惡造成受苦的人，而不是相反。不過，對此拉斯馮提爾立刻予以回擊，他讓電影裡的女人——他自己的化身——用實際的殘暴行為做了更強硬的回答：我知道受苦的人是邪惡的，那是因為我就是受苦的人，我就是邪惡的。
    不過，雖然拉斯馮提爾承認自己的邪惡，卻並不認為自己是最邪惡的。接下來，在電影裡，他讓心理醫生掐死了自己，並且放上一把火，毀屍滅跡。這是惡毒的諷刺：心理醫生沒有救人，反而殺了人；他本來不相信世上有邪惡，最後竟然去撲滅邪惡。拉斯馮提爾說，看看吧，這個心理醫生才是最邪惡的人。當兇手以勝利者的姿態，一瘸一拐地走出慾望的山谷，又有一個新的諷刺降臨到他頭上。本來他臉上掛著得意的笑容，一瞬間卻凝固了，因為在他面前，一下子出現了無數的「女性」。他剛才殺死了一個，現在卻湧現更多。顯然，拉斯馮提爾沒有死，他有千千萬萬的化身。這個結尾非常糟糕，除了一個病人對心理治療的阻抗，它什麼也不是。拉斯馮提爾還是不夠勇敢，從心理的角度，他不敢面對自己的病態；從倫理的角度，他不敢面對自己的邪惡。為什麼受苦的人是邪惡的呢？他始終沒有解釋，只是用「人性本惡」或「原罪」搪塞了過去。一個人將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看得如此醜惡，一定有經驗性的起源，來自某處隱秘的心理創傷。或許，某一天在拉斯馮提爾的傳記里，我們能夠找到答案。但目前來說，這是我仍然期待他的下一步作品的理由。我太想知道他還能說些什麼，在他終於承認自己邪惡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