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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全民開講--12:08 East of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布加勒斯特以东午后8分/十二点零八分位在布加勒斯特东边

7.3 / 8,120人    89分鐘

導演: 柯內流波蘭波宇
編劇: 柯內流波蘭波宇
演員: Mircea Andreescu 泰爾多柯本 Ion Sapd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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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行的哈姆雷特

2009-12-03 22:19:25

回憶革命


    我對外國曆史向來不甚寥寥。《布加勒斯特東12點8分》講述了16年後三個人在電視台的訪談節目中回憶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發生在羅馬尼亞的革命。這部電影與其說補充了我可憐的歷史知識(至今我還不知道羅馬尼亞是在哪個混蛋洲上),還不如說它故意跟革命開了個玩笑。這個玩笑肯定是開大了,因為我我知道幾乎在同一年發生在我國也有一個類似於革命的騷亂。但至今還沒有中國導演敢去拍像《布加勒斯特東12點8分》那樣的黑色電影。
    假如有人問我最喜歡的是什麼樣的電影,回答肯定是黑色幽默電影。然而到底黑色幽默電影的定義是什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最喜歡的那些電影,比如《兩桿大煙槍》、《黑色追緝令》、《二樓上傳來的歌聲》、《黑店狂想曲》、《偷摸拐騙》等等都被人稱為黑色電影。而這些電影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人物力圖都顯得正常,一本正經,認真嚴肅地生活,而作為觀眾的我卻不得不暗自發笑。笑完了電影中的人物接著就笑自己。那是一種苦笑,一種意識到生活在荒誕和平庸中卻不能為力的無奈。

    羅馬尼亞在1989年歲末引發了一場成功推翻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16年後在羅馬尼亞的小鎮電視台的領導人兼訪談節目的主持人維吉爾為了做一期紀念革命的訪談就邀請了經歷過那場革命的馬內斯庫教授以及皮斯科西先生。原本對羅馬尼亞影響深遠的一場革命(按官方說法是革命結束了共產主義獨裁統治,給了人們自由和民主)在那場極具戲劇性的訪談中變得可笑而平庸。為什麼會這樣呢?首要的原因就在於電視裡的三位一本正經的主角。
    馬內斯庫教授是個酒鬼,訪談前一天晚上還喝得爛醉如泥,沒錢賒帳請客,臭罵中國來的商人老陳。回家時還莫名其妙地搬回來一顆也不知道他是從哪兒弄來的破爛的聖誕樹。就這樣一個人,當他早上從沙發上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空的酒瓶,而這時維吉爾為了訪談的事打電話給他,第一句話就是問他昨晚是否喝醉。
    皮斯科西先生年紀一大把,脾氣古怪,早上獨自一人坐在窗前看到路燈熄滅時就開始吃早飯。鎮上的一群調皮蛋放鞭炮嚇他,他也不甘示弱,狠狠地回敬了這幫牛犢。
    維吉爾有個肥胖的老婆,家裡他是太上皇,老婆服侍得他舒舒服服。維吉爾做節目總是想裝得自己很有學問,引經據典,時不時來一段名人名言。在電視台里他是老闆,背著髮妻和風騷的女主持人偷情。情婦打算到布加勒斯特過年,他很生氣,說那兒又悶又醜,下雪天道路泥濘不堪,人又多。
    所謂狗嘴裡吐不出象牙,我實難指望從這樣的三個人中得到關於革命的任何嚴肅的積極的意義。果然節目從一開始到結尾就是笑料不斷。老爹為了上鏡故意靠近維吉爾,像許多醉鬼一樣在沒有酒時教授顯得垂頭喪氣。特別是他回憶16年前自己和一幫現在已駕鶴仙去的狐朋狗友鬧革命被場外觀眾嚴詞駁斥後,則是一臉的沮喪。維吉爾大展其博學多才,從柏拉圖的洞穴理論到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只是那本《神學詞典》裡沒有關於革命的知識。
    訪談的主題是想解開16年前的革命是否也在小鎮上發生過。教授一直堅持自己在獨裁者西奧賽斯古離開前到達鎮廣場鬧革命,那些憤怒的觀眾受不了這個酒鬼的胡言亂語,打進電話來,第一個先是說教授在革命的前一晚上喝得爛醉如泥。第二個是當時在場的警衛,他跟教授吵了起來,認為教授當時並沒有來廣場。第三個是被教授誹謗為秘密警察的貝爾,貝爾鄭重警告維吉爾要是再提起他的名字將會把維吉爾告得一貧如洗。因為貝爾現在開了三家工廠,是革命以後勤勞苦幹的成果,而革命當天他根本不在廣場。這時維吉爾難堪萬分,再加上教授開始不滿維吉爾,翻他的老底,說維吉爾是個紡織工程師,竟然變成了一個出色的記者。皮斯科西先生獨自折著紙船,覺得鏡頭都被這兩個人搶走了,由於嫉妒,開口了:「你到底請我來幹嘛?」並提出要先走人。在維吉爾總結完前半段時間的討論後,老爹終於提出了他的經典革命理論:「先是迪米舍瓦啦,接著布加勒斯特東然後一點點蔓延到全國。革命就像街燈,先在市中心點亮,然後整個鎮上都亮了。」然後教授一句話評價:「皮斯科西,有時你真是滿嘴胡言。」
    老爹後來講述了自己在革命那天經歷:他和妻子吵架,上班,後悔吵架,是因為自己的嫉妒,請假下班,在植物園裡打破一面玻璃透了三多木蘭花回家,送花給妻子,妻子很高心卻故意裝得不高興,看默片或者《貓和老鼠》,然後是西奧賽斯古的演講,保證給每人發100列依,可是不久獨裁者就離開了布加勒斯特,老爹很懊惱那100列依泡湯了,他還打算用這筆錢去旅遊呢!老爹在回憶中折好了他的紙船,期間問了兩次維吉爾:「我不是不悶壞了你?」維吉爾作為一個出色的記者竭力忍住說:「不」。要是換成了我,肯定是受不了的:「你丫有完沒完?」

    電影開了革命的玩笑,反觀皮斯科西先生在革命那天和妻子的生活瑣事的清晰回憶,革命變得模糊不清,以致於有沒有革命都成了問題。政治從來都不應該凌駕於社會之上。革命對小鎮上的人們影響就是革命當天在獨裁者走後,人們湧上廣場,之後各自散去該幹嘛幹嘛。革命16年後,生活還是照樣,電視台的電梯壞了沒人修,布加勒斯特又悶又醜,教授還是一個酒鬼,老爹仍然童心未泯。那個嚴肅正經的革命永遠也無法融人人們的生活,所以當最後一通電話里傳出一個兒子在革命中死去的老婦人的聲音(她說「外面正在下雪,大片潔白的雪花漫天飛舞,好好享受此刻吧,明天雪花就會變成污泥了」)時,三位主人公終於可以鬆一口氣結束這場異常糟糕的革命訪談節目。那就過我們的平庸寧靜的生活吧,維吉爾自述道:「我應該讓老爹折他的紙船,讓馬內斯庫被紙屑嗆死。但我像個傻瓜一樣面對鏡頭。」
     羅馬尼亞小鎮的這個革命是我從沒耳聞過的革命,如今革命一詞已不像是我們上上代那樣擁有榮譽、光明,當它被剝除那件華麗絢爛的外套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一個可憐可笑的醜小孩。歷史的進步從來都不在於革命、戰爭、運動,而是人們在生活中點點滴滴地改善,比如電視台的電梯質量終於有保障了,主持人不再靠一個《神學詞典》矇混工作,布加勒斯特的道路在下雪天不再泥濘不堪,酒鬼教授少喝點酒,把學生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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