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預言家

戈達爾認為美學與政治密不可分。他的這一論斷甚至得到語言的支持：plan這個詞在法語裡既指「鏡頭」又指「政綱」。72年以前的戈達爾是堅定的毛派分子，他所組成的「吉加維爾托夫小組」早在66年就為68年做好了準備。67年拍攝的《中國姑娘》更是用一群信奉毛主義的青年的故事，不可思議地預言了來年發生的事。
《中國姑娘》剛推出時受到毛派分子的猛攻，他們認為影片渲染的恐怖主義與毛主義相左。然而西方毛主義排斥一切中間立場，加之工會代表不可避免地背叛了左派立場，使得暴力成為唯一可以採取的政治策略。八十年代初大批悲觀主義者指出，恐怖主義是68年唯一留存的遺產，這證明了戈達爾的明察秋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