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痊癒的傷疤：蘇菲的三次講述

蘇菲的第一次講述，內容是集中營的苦難和納粹的罪惡。她不是猶太人，可是僅僅因為她在德國兵的眼皮底下藏了一塊火腿，就被送去了奧斯維辛。而她的父親、丈夫和孩子，都是被納粹殺害的。斯丁格後來得知，蘇菲的男友在研究納粹史，有志於將那些隱藏的罪行公佈於天下。斯丁格認為，作為受害者的蘇菲理應幫助男友完成這一工作。可是蘇菲的反應卻非常抵制，她說：「其實你根本不理解」。

在戰後，揭露納粹的罪行、為猶太人討回公道，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業。雖然蘇菲自己不是猶太人，可是納粹殺害了她全家，並把她送進了人間地獄——奧斯維辛。那麼，背負著深仇大恨和苦難記憶的蘇菲，為什麼對於男友揭露納粹罪行的努力表現得如此抵制？她能夠言說的苦難背後，有著什麼樣的難言之隱？

對苦難的言說往往建構了苦難者的自我認同。而在對苦難的言說中，惡的歷史性歸罪，是無辜者的生活意義的一部份：作為倖存者，他們不僅是個人和家庭遭遇的承受者，更是文明災難的見證者。通過對納粹的歸罪，他們不僅安撫著自己的回憶和親人的亡靈，而且參與著歷史的判決。然而，蘇菲的困境在於，她不是——至少她自認為不是——完全的無辜者。在她的苦難和仇恨背後，隱藏著一塊並不無辜的傷疤。

蘇菲的第二次講述，揭露了她難言的傷疤。她的父親就是一個狂熱的納粹知識分子，生前曾發表過極為殘酷的反猶言論。只是因為他是德國的敵國——波蘭的大學教授，才不分青紅皂白地被殺害了。善良的蘇菲並不讚同父親的反猶立場，然而那畢竟是她崇敬而愛戴的父親，她曾為父親列印了反猶文章；在集中營，她私藏著那篇文章，以便向德國軍官求情——「我父親是你們的支持者，我也是，求你放了我吧……」

正是因為這一特殊的處境和經歷，蘇菲感到自己無法像其他倖存者那樣，通過對苦難的言說和對惡行的歸罪來構建一種自我的認同。在歷史的善與惡面前，蘇菲的位置極其尷尬：她不是猶太人，而是遭到納粹迫害的波蘭人；她的父親既是受害者，又是歷史的罪人。在她講述集中營的苦難時，那篇藏在鞋底的反猶文章總是出現在她的腦海中，提醒著她自己的「罪惡」；當她譴責納粹時，令她又愛又怕的父親的形象總是將她的情感複雜化、模糊化，令她的仇恨陷入灰色，失去了黑與白的明晰。她是納粹的犧牲品，又是納粹的後代；這種尷尬的身份使得她始終游離於罪人和無辜者之間，掙扎於良心的困境。

在一篇紀念奧斯維辛的文章開頭，小楓老師引用了《芳名卡門》的最後一句台詞：「請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有罪的人在一邊，無辜的人在另一邊。」蘇菲的困境就在於，在她身上失去了這條清晰的界線。然而，歷史的宏大善惡，終究無法掩蓋個體的生命紋理，無論存在多麼複雜的處境，個人的良知總是知道自己的位置。蘇菲從未贊同過父親的言論，而在集中營向德國軍官求情的行為，也是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能夠得救。蘇菲善良的動機，難道不能為她的行為辯護嗎？即便不能原諒自己的行為，難道她不能認同自己的良知嗎？為什麼堅持認為自己並非無辜呢？


為了回答斯丁格，也為了回答我們，蘇菲第三次講述了她的遭遇。而這最後一次講述也是最為痛苦的：在進入集中營之前，德國人答應釋放她的一個孩子，但是強迫她在她的兩個孩子中選擇一個。如果蘇菲拒絕做出如此殘酷的選擇，那麼她的兩個孩子都不能倖免於難。情急之下，蘇菲選擇了挽救她的長子，而把小女孩交給了德國人。就在交出女兒的那一刻，蘇菲的靈魂崩潰了：她親手將自己的女兒送進了毒氣室，而最後，她的兒子也死在了集中營裡。如果說良知能夠在歷史的宏大善惡中挽救出個體的生命紋理，實現最終的自我認同，那麼蘇菲的良知認同，則在那次殘酷的選擇中遭到了毀滅。從此，她的生命便如枯葉一般，只剩不絕望的經脈。聽完了蘇菲最後的講述，就連斯丁格也放棄了安慰蘇菲的努力：儘管他愛得真誠、熱烈，可是少不經事的他自知沒有能力分擔蘇菲的生命記憶，這份記憶的擔子是如此沉重、可怕，它緘默了蘇菲的苦難言說，取消了蘇菲的歷史歸罪——因為無論是言說還是歸罪，最終只會讓蘇菲撞上一個無法再認同的自我，迫使她一再揭開那道無法痊癒的傷疤。

只有蘇菲的男友——患有精神病的內森能夠拯救她，而這恰恰是因為，內森對生命懷有著遠遠超出常人的熱情，讓蘇菲的記憶，能夠在愛的熱度中融化。蘇菲和內森的愛，是遺忘和幻想的愛；但是內森的敏感和瘋狂，又使得這份愛情格外脆弱，充滿著危險。最終，蘇菲和內森雙雙自殺，死在了一起——也許，對於蘇菲來說，這已經是她傷痕纍纍的生命所能夠獲得的最好結局。


蘇菲和內森共度的第一個夜晚，內森為她朗誦了這首艾米麗.狄更斯的小詩；而在影片的最後，這對戀人的朋友斯丁格面對他倆的屍體，再次朗誦了下面幾行詩句：

安普爾正在理床
她小心翼翼地等著
命運之神降臨

房間裡靜靜的
整齊的床單
鬆鬆的枕頭

可別讓金色的陽光
打擾這寧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