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以生命換取的不是尊嚴，而是屈辱的話，還有多少人願意成為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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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納粹準備把蘇聯人的暴行用於政治宣傳的時候，卡廷慘案的受害者之一、波軍統帥的遺孀勇敢地拒絕與德國人合作，她被納粹從家人的身邊帶走了，但納粹所做的，僅僅是讓他觀看卡廷的記錄片。納粹能夠處理這位將軍夫人的手段不僅有限，而且具有內生的矛盾：如果消滅一個肉體，將創造出一個反法西斯英雄。

這是納粹槍炮主義的死穴，即他給予那些擁有榮譽感的人以生命換取尊嚴的機會。而這個世界上，慷慨赴死實在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兒。所以，不論是德國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與他們的殺戮相伴生的，總是層出不窮的英雄，有道是「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個人站起來」。

但當人以生命換取的不是尊嚴，而是屈辱的話，還有多少人願意成為絕士？歷史證明，這個時候英雄會很少，犬儒會很多。

起初，英雄或許是存在的。比如電影裡那位可敬的女孩安妮斯卡，將哥哥死於卡廷森林的真相公然勇敢地刻在墓碑上。當人民政權的代表要求她屈服時，這位參加過華沙起義的女孩說道：「德國人用了五年時間沒有做到，難道你們能夠五分鐘就做到嗎？」事實證明，甚至不用5分鐘，這位女孩立即被投入了黑獄，而且，對這位視新生政權如老納粹的先知而言，悲劇還不只於此：她不可能像面對德國人那樣，成為一個昂首就義的英雄，她一定會被戴上「人民公敵」的屈辱標誌；她更不可能以自己的死喚起身後千百個人站起來，因為她默默無聞地被輾碎，她的失蹤或許在頭幾個星期里成為人們低聲猜測的話題，而幾個月以後，她就會從人們的記憶中徹底地消失。你以為犧牲自由與生命換來的是榮譽嗎？不，你只是迅速被人遺忘的人民的敵人，一個面在黑牢里逐漸精神失常的編號。

相比之下，天真的高中生「野牛」的死算是比較接近英雄的，雖然他必然也會成為「人民公敵」，但起碼他掏出了手槍，起碼像個戰士。但他私藏一把手槍這事說明，他同樣以為面對的是老納粹一樣的武裝軍人，但沒那麼簡單，他面對的是一個嶄新的「人民政府」，這個機構裡面甚至不乏有他的同志，他的手槍將指向誰呢？

比如，他面對著女孩安妮斯卡的姐姐。這位姐姐是一位有正義感的大學老師，是新政府機器上的一個零件。面對野牛倔強地拒絕修改「父親被蘇聯人殺死在卡廷森林 」 履歷表，她勇敢地宣佈要將這位有正義感的學生收歸門下，但她必須幫著官方竄改歷史：私下將野牛的履歷表修改得吻合官方的要求。她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她的行為無疑是在與邪惡進行抗爭，但這樣一個勇敢之舉的前提竟然是必須首先與她所抗爭的對象合作。如果你拒絕這一點點合謀，你甚至連進一步反抗的機會都不會有，就如暴屍街頭的野牛，就如消失在幽深的黑獄中的安妮斯卡。

這便是新政權的全部奧秘。你要反對，首先要順從；你要抗爭，首先要合謀。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人，都像這位大學老師一樣，在自己的尺度內理性地計算著，如何以最小的妥協，換取最大的抗爭。然而，統治者比所有的反對者加起來都要聰明得多，他們將每一個小小的妥協粘合成精巧的國家機器，再利用這部機器把所有的抗爭切割成碎片，然後再把這些碎片一個一個地投進幽深的黑牢里或擊斃在大街上。

對於這一點，老將軍的遺孀看得最透，她對倖免於卡廷慘案的前波軍少校，如今已是人民軍隊上校的傑爾茨說：「你們或許想的不同，但做的沒什麼兩樣。」

這句話要了傑爾茨上校的命。作為體制中的菁英，他和那位大學老師一樣，深知野牛和安妮斯卡女孩式的面對面的抗爭毫無勝算的機會，他或許本來想做一個體制內的良心保有者，但老將軍遺孀的話揭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他不想成為犬儒，以生命來抗爭不可能有勝算，甚至算不上捨生取「義」，所以他絕望地對著自己的腦門開了一槍。

納粹和日寇的槍炮可以在肉體上消滅反抗者，但無法消滅正義，只要有正義的召噢，從來都不缺乏捨生取義的死士。因此，比槍炮更高明的暴力，是消滅正義、消滅榮譽，野牛和安妮斯卡不是英雄，是人民的公敵，他們失蹤了；傑爾茨也不是英雄，是個酗酒的軍官，他自殺了；安妮斯卡的姐姐，那位可敬的大學老師，成為正義者的唯一可能選擇的存在方式，但他們不得不首先成為共謀者。

我們不能責怪安妮斯卡的姐姐們，他們在艱難的情況下已經做了一個公民力所能及的一切，何況，什麼樣的英雄會願意以生命換取屈辱呢？

犬儒時代由此產生。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