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前為電影世界半譯半寫的，都不記得有沒有發出來了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卡廷[1]
1939年，一處俄羅斯東正教修道院的廢墟里，破舊的木製床一層層堆在一起，將這裡變成了一所監獄。住在這裡的囚犯是一群穿著棕色制服黑色靴子的士兵。他們正聚在一起，伸長脖子，聽著他們中的最高階軍官的講話。這名軍官並沒有號召他們去戰鬥。他臉上寫著的只有悲傷與疲憊；他告訴他們試著活下去。「先生們，」將軍說道：「你們必須倖存下來。沒有你們，就沒有自由的波蘭。」
鏡頭淡出。觀眾們——至少那些波蘭觀眾們——不斷地嘆息、搖頭。他們知道，正如他們應該知道的那樣，這些士兵們，這些二戰前波蘭最優秀的青年，沒有倖存下來。沒有他們，確實就沒有自由的波蘭。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個場景代表了導演 Andrzej Wajda藝術的核心。在其跨越了半個世紀的電影生涯中，Wajda始終都在不斷地和波蘭觀眾對話。儘管他的電影不時得到世界的認同，但他的電影始終都是有關波蘭：波蘭的歷史、政治，以及家園被佔領的波蘭人民。他的最新作品卡廷，正是這一點的集中體現。
無疑，在走進電影院之前，波蘭觀眾們就知道這部電影將如何結束。正如卡廷（Katyn）這個標題所講的那樣，電影講述了1939年德國和蘇聯對波蘭的侵略，蘇聯紅軍隨後對20000名波蘭軍官的逮捕、監禁，以及最後發生在俄羅斯小鎮卡廷的屠殺。Wajda的父親就是這20000名死者之一。由於波蘭的兵役制度，所有因學業而被免除兵役的大學生都被列為預備役軍官。殺死了這兩萬醫生、律師、教授和商人，蘇聯就摧毀了波蘭的支柱，摧毀了「蘇維埃化」波蘭的潛在障礙。在貝利亞的建議下，史達林下令將這兩萬人處決。
但卡廷又遠不僅僅是只關於這場大屠殺。Wajda的波蘭觀眾們明白，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一個更加廣義上的「卡廷」故事。他們知道，在卡廷大屠殺之後幾十年中，卡廷這個詞在波蘭都被絕對禁止提起。蘇聯一直將這場屠殺歸罪於納粹德國，甚至在紐倫堡審判中他們也將其納到了德國的罪行之下——這一舉動得到了包括英國政府在內的其他人的支持。而在影片的開頭，Wajda向他的觀眾們展示了納粹與蘇聯士兵同志式的會面，以及他們在1939年瓜分中歐的計劃。在這場導演與觀眾的對話中， Wajda的波蘭觀眾們明白，卡廷這個詞在波蘭不僅僅代表一場屠殺，它還代表了蘇聯對1939年入侵波蘭這段歷史的篡改。卡廷對波蘭來說，除了意味著一場戰爭，更意味著幾十年中不斷被重複的一系列精心設計的謊言、意味著蘇聯對波蘭的佔領、以及波蘭國家主權的淪喪。卡廷對於波蘭，甚至不僅代表了屈辱的二十世紀，而是代表了一個處在歐洲十字路口的不幸國家幾個世紀以來的整個命運。
在卡廷中，Wajda講述了一個士兵的父親的故事。這位教授和他的同事們一起被納粹召集參加一個會議。在大學的會場，納粹破門而入，把所有的人塞進了卡車。不久後，他的寡婦會得知他，以及他許多同事的死訊。許多評論在提及這個情節時，都認為它和卡廷大屠殺並沒有直接的關係，Wajda在影片中放進了太多的元素。Wajda對此解釋道，這個情節和卡廷大屠殺其實屬於「同一個故事」[2]。因為對於波蘭來說，納粹的行為和卡廷大屠殺沒有任何區別：它們都是對波蘭知識分子赤裸裸的清洗，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摧毀波蘭當時以及日後的領袖。
卡廷還為我們展現了其他許多快速閃過的故事。許多活下來的士兵妻子們，就像Wajda的母親一樣，直到幾十年後才知道他們丈夫的真正命運。Wajda也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叫做Tadeusz的年輕人，一名卡廷遇害者的兒子的故事；我們可以在Wajda早期的許多電影，甚至是他本人的生平中找到Tadeusz故事的影子。對於不熟悉波蘭歷史的觀眾來說，這些故事或許會顯得不夠完整或是語焉不詳。不同的角色出現、消失、又再次出現，有些時候總共也不過一兩個鏡頭而已。不少角色濃縮了如此明顯的象徵意義，以致於觀眾甚至會感到他們都有些不真實。影片場景在波蘭與俄國間不停切換，而簡短的對話並不能提供足夠的線索跟上情節的發展——但是，非波蘭觀眾並非Wajda所擔心的問題。這部電影本來就不是為不熟悉波蘭歷史的人們所製作。Wajda的波蘭觀眾們，他們能夠辨識出這部電影中出現元素和資訊。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波蘭和俄羅斯逐漸開始允許公開談論卡廷大屠殺。1990年，戈巴契夫首次承認蘇聯應該對卡廷大屠殺負責；1991年，葉爾欽公開了有關蘇聯的相關檔案，人們終於可以在俄羅斯的檔案館中研究卡廷大屠殺。自那以後，不少學術性或大眾性的歷史書籍都探討了這次屠殺；這些書以各種語言出版，其中還包括了俄文。耶魯大學也正在將那些重要的俄文原始文件翻譯並出版。在華沙和卡廷，波蘭政府建造了多處紀念碑。在9月17日——蘇聯入侵波蘭六十八年紀念日——Wajda的電影首映時，Wajda被多次問到同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拍卡廷？為什麼是現在？一名採訪者把這個問題表達的十分直白：「我不覺得有必要去看一部關於卡廷的電影。我為什麼要去看它？在我看來這個話題已經被討論的十分透徹了。」[3]
Wajda在不同的場合對這個問題作出過不盡相同的回答，但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種解釋是有關他的觀眾的。大多數真正記得1939年的人們現在都已經不在人世了——Wajda自己的年齡是81歲——所以這部電影不可能是為他們而製作，而是為現在的年輕人製作的。但Wajda的對象並非所有年輕人，他的目標是那些「認同我們這個社會的年輕人。」
的確，對於那些非英語系的小國家來說，這種「國家電影」的概念並不陌生。但當一個歐洲國家談及「國家電影」時，這個詞通常都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在法國，電影是贏得國際影響力的工具；在其他歐洲國家，他們的電影工業則基本上和他們的國家航空公司一樣，是一張華麗的國家名片。
然而，從Wajda的回答和電影來看，Wajda似乎說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國家電影」。通過卡廷，他想要創造一些能夠體現波蘭人共同之處的東西，他想為波蘭人定義共同的價值觀，想讓波蘭人景仰共同的烈士，他想在一群陌生人中塑造出一個群體、一個社會。卡廷的意義所在，就是為了盡最大的可能讚頌愛國主義。這一點在電影的敘事中有著清晰的體現：它不僅僅是在問「發生了什麼？」或「蘇聯對我們做了什麼？」；它問的更多的，是「我們作為一個整體作出了什麼反應？」，或者「我們今天應該如何記住它？」
至少從最初的反應來看，Wajda似乎是成功了。卡廷在華沙的國家劇院首映，佔據了波蘭所有重要報紙的頭條。僅僅一個月之後，超過200萬的觀眾——波蘭總人口3900萬——看過了這部電影。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在談論這部電影，儘管並非所有人都喜歡這部電影。「你看過卡廷了嗎？」成了上個秋天華沙人的口頭禪。
毫不奇怪的，這部電影在波蘭和俄國也引起了不少不那麼體面的反應。儘管一些來自俄羅斯的非官方反應希望波蘭人「原諒我們」，一家政府擁有的俄羅斯報紙宣稱蘇聯和卡廷大屠殺之間的聯繫「並不明顯」[4]。這篇文章認為戈巴契夫的聲明完全是為了在政治上取悅西方。在波蘭，這篇文章的引文被各家報紙刊登，而且通常是和那些記錄屠殺命令的文件一起，被當作俄羅斯自1939年以來毫無改變的證明。而當卡廷未能入選威尼斯電影節時，不少波蘭媒體則拋出了各種俄羅斯陰謀論。這種種反應應該在人們的意料之中。它們不僅僅來源於愛國主義電影，它們更來源於愛國主義本身。這種感情將人們聯繫在一起，讓他們為了共同的理想奮鬥，建立起他們自己的自由社會；但與此同時，它讓人們對異族人感到恐懼，讓人們不信任那些屬於不同政黨或信仰的人。太多的愛國主義會損害社會的公平；而沒有愛國主義，社會本身就不可能存在。
卡廷所面臨的真正考驗，恐怕不僅在於它的影片水準或能否獲得奧斯卡的青睞，而在於它是否能夠變成波蘭歷史中的一部份——正如Wajda幾部早期電影做到的那樣。五十年前，Wajda拍攝了《鑽石與灰燼》（Popiól i diament）；直到今天，不少波蘭人在看到其中一個鏡頭時——兩個年輕人列出一份長長的名單，並為其中的每一個人擺上一杯酒——他們馬上就會明白，這兩個年輕人是在紀念犧牲在華沙起義中的朋友。如果五十年後，還會有波蘭人理解卡廷這部電影中的人物和故事，如果還會有波蘭人在聽到「沒有你們，就沒有自由的波蘭」時會深深地嘆息，卡廷就仍然將是一部重要的作品。
[1]：本文部份內容編譯自紐約 Book Review, Volume 55, Number 2,
[2]：Wajda, Katyn, p. 24.
[3]：Tadeusz Sobolewski, "Tylko guziki nieuginte," Gazeta Wyborcza, September 17, 2007. See also "Przesznosc nieopowiedziana," Tygodnik Powszechny, September 18, 2007.
[4]：Alexander Sabov, "Zemlya dla Katyn: Komentarii," Rossiiskaya Gazeta, September 18, 2007.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