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湮沒的文本－《The Hours》——轉自天涯

『閒閒書話』 [舊書交流]被湮沒的文本－《The Hours》


 作者：素履無咎 提交日期：2003-7-24 2:04:00 訪問：1326 回覆：14

    「我可能是在世美國作家中唯一一個對好萊塢的所作所為心懷好感的，Michael Cunningham 如是說，他是《時時刻刻》（The Hours）的小說作者。電影時時刻刻拿了金球最佳影片獎，從此這部影片走上商業坦途，也擁有了被人誤解的充分權力。我不知道3年以後Cunningham是否還能對好萊塢的改編報以單純的歡迎和感激。伴隨著時時刻刻被反覆提起的小說，是維吉尼亞 Woolf的《達洛威夫人》,而Cunningham本身的文字工作，似乎已經被人們等同於《時時刻刻》的劇本原創。
　　
　　
　　好萊塢精心製作的電影裡，在Philip Glass妙手定製的音樂序曲中，倫敦郊外河流潺緩，水邊草木蓊鬱， Nicole Kiddman扮演的弗吉妮亞 伍爾夫好像Waterhouse畫中的Lady of Shalott，眉眼一派渺遠，隱沒在水聲水光中。伍爾夫真實的死亡並不如此詩意，但這一段的確完美再現了Cunningham小說的序幕篇，只是在此之後，電影的表現力就逐漸和作者的原始文本有了距離，若不是Philip Glass傑出的音樂，演員們充分的幕後工作（據說連，扮演弗吉妮亞丈夫的演員，不多的幾個鏡頭，都被要求仔細閱讀Leonard 伍爾夫的傳記和Bloomsbury集團的資料）,要用肢體語言再現這樣一部精神描繪性質的小說，實在是為難電影人。因此Cunningham的稱許，必然也有些勉為其難的褒獎之意，雖然他應該是知道，電影無法代替小說。而在這樣一個微妙的局面下，他可能終究成為好萊塢的工具，以及弗吉妮亞 伍爾夫的小說《達洛威夫人》的宣傳人，小說《時時刻刻》卻被湮沒了。
　　
　　問題是，《時時刻刻》的主題究竟和《達洛威夫人》有多大關聯？為什麼是伍爾夫？為什麼是伍爾夫的《達洛威夫人》？為什麼Cunningham選中致敬的前輩作家是這樣一個文筆可畏的，冷竣的，嚴肅的弗吉妮亞 伍爾夫?
　　
　　Michael Cunningham夫子自道，年少時不讀文學書，而是愛好搖滾的憤青，15歲那年一位高年級的女生扔給他一本《達洛威夫人》，訓誡「你幹嘛不能讀點這個，試一下別那麼傻X？」（「Why don』t you read this and try to be less stupid?），這不得不讓人想起《達洛威夫人》裡的詩人,也是年輕時候被女人扔了本莎士比亞過來，從此愛上了她和文學。
　　
　　當時的Michael Cunningham並不知道他是不是願意不那麼傻X，作為一個憤青，某種程度上的傻X其實可以引以為豪，但是為了取悅那位師姐，他還是讀了它。
　　
　　《達洛威夫人》原題為「時時刻刻」，伍爾夫放棄了這個名字，被Cunningham幸運地撿起，28年後，他由這本小說衍生了《時時刻刻》。
　　
　　「為什麼是伍爾夫？因為她是天才，是夢想者，」Cunningham宣稱，「因為她是一個搖滾歌手，因為她是第一個分裂了原子的作者，因為我愛著她。」
　　
　　因此，Cunningham真實的意圖並不僅僅在於向《達洛威夫人》致敬，他小心地以各種花招模擬著Mr.Dalloway中的情節，引用著其中的句子，甚至挪用其中的人名---然而，選中《達洛威夫人》作為文本研究對象和小說主線，是一種情節上的便利(trick)， 以及Cunningham個人記憶中私淑的淵源。Cunningham雖然在片斷上努力倣傚伍爾夫優雅的文字韻律和節奏，但整體的敘述趨於明晰易讀，並無鋒芒畢現的實驗意圖。如果僅僅是這些，不足以使得他毫無爭議地獲得普利茲文學獎――而是他觸及了普利茲必殺技之一的主題，女性主義。更何況他筆下人物是如此赫赫有名，如此令20世界英語文學界傾倒的女作家弗吉妮亞 伍爾夫.
　　
　　《時時刻刻》的寫作目的顯然和弗吉妮亞 伍爾夫的《達洛威夫人》不太一樣，三個女人的故事基本互相獨立又有微妙的聯繫，分別在20世紀西方社會中幾個微妙的時間：一戰後，二戰後，世紀末，套用喬伊斯為短篇故事集《都柏林人》做的動機定義，Cunningham可以說是力圖表現20世紀歐美女性精神史的幾個代表性刻面（some pieces of Moral history）。
　　
　　時時刻刻的章節以Mrs. Woolf, Mrs. 布朗, Mrs. Dollaway為標題，敘述三者一天的生活，互相穿插，別無其他副題。電影中全部光芒都在弗吉妮亞 伍爾夫,和」達洛威夫人」身上，而實際在書中，Mrs. 布朗卻是非常重要的篇章，是非常難以用電影語言表現的篇章，也是女性主義的關鍵之筆，或者說，真正屬於Cunningham自己的東西。
　　
　　蘿拉是二戰之後生活在加州的婦女，她天生是個孤僻的人，一個內省的書蟲，一個塵世的局外人，並不適閤家庭生活，她的本姓是Zielski,一個與「美國」格格不入的姓。年輕的布朗從歐洲戰場回來，50年代正是美國經濟黃金時代，一個世俗化生活和夢想蒸騰的美國，社會賦予婦女的期待角色是讚美和撫慰百戰歸來的男人榮譽，享受並建設戰後的安寧溫柔和躊躇滿志中。
　　
　　在這個時代里，蘿拉會如何能拒絕一個英俊的，從戰場回來的年輕人，他居然向她――一個沉默的疏離的年長女孩求婚。這個時代里女人應該給予二戰英雄以熱愛和甜蜜，讓百戰歸來的男人得以幸福的補償。於是內省而特異的Laura Zieliski成了平凡的Laura 布朗。
　　
　　蘿拉不能拒絕社會賦予自己的角色。但她始終無法在這種角色中得到快感。她不希望做母親，再次的懷孕讓她恐懼，和小兒子的相處讓她煩躁，為丈夫做蛋糕讓她尷尬，她被約束著履行某種行為規範。她在深夜入睡前和清晨閱讀，睡眠時間很少，她知道這樣對胎兒不好――然而，懷孕和生育也不是她的自願選擇，在她不得不離開書本，下床梳洗為丈夫兒子準備早餐的時，自我感覺就像一個即將登台演出的演員。
　　
　　可以對照的是，《Mrs. Dollaway》寫的是一戰後的倫敦，人們同樣處於戰爭後對昇平世界的熱情中，「身體強健而精神薄弱的人活下去了，而精密的靈魂卻往往夭亡」。
　　
　　蘿拉在讀《達洛威夫人》，並不是這一本書對她的性格或人生產生了巨大震盪，蘿拉在故事裡被設定為伍爾夫的異代知己，她是一個人生的讀者，具有強烈的自我的感知精神，而不能從事任何被社會和時代限定的表演。從這方面來說，她的兒子Richard繼承了她這種自我意識，
　　成年後的Richard成為純文學詩人和作家，感染AIDS十年後得到了一個重要的文學獎項，他對自己獲得的榮譽很不屑，「I go a prize for having AIDS and going nuts and being brave about it，」（我得獎是因為我染上了愛滋病，還傻子一樣勇敢對抗這個病）他厭倦於被社會如此臨終承認，厭倦這種瑣碎的理由，厭倦於文明社會這種微不足道而無微不至的關懷，以及他接受這種關懷後自己的同流合污的表演，雖然Clarissa告訴他不必表現什麼，但Richard這種被社會設定了因果設定了價值規律的生存。
　　
　　蘿拉和患了子宮疾病的女友擁抱，她的女友Kitty是一個安於自己社會角色的女人，但在那個時刻，她在她的懷抱中，蘿拉觸摸她的肩膀，感覺她胸脯的柔軟和心臟的搏動，感覺著她經受的恐懼與勇氣，她的病痛和她的存在(her illness and her being)――深粉的光，金紅的光，搖曳的不穩定的光，聚攏而分散的光，這是Kitty的深處，任何男人無法觸及的精華。因此她們輕輕一吻，傳達著女人之間的理解，超越了女人形社會傀儡之間的禮儀規範。
　　
　　蘿拉後來煩躁不安，不是為了這一吻，而是在她再一次目睹了女性的真實之後，難以面對自己為丈夫做的蛋糕――這個履行妻子責任的，虛偽的歡天喜地的蛋糕。這裡又讓人想起《達洛威夫人》中Peter指責熱衷籌備聚會的達洛威夫人的虛偽。正在學語的小兒子成天跟隨她，在她看來又像個沉默但令人驚恐的社會規範監視器，她必須表演為一個合格的母親。在這一天裡，她最終採取了一個行動，把兒子託人照看，自己帶了書籍來到旅館――她終於離開令她尷尬的舞台，離開這牢牢抓住她的生活原來這如此容易。她讀到《Mrs. Dollaway》,想像這天才的作者弗吉妮亞的自溺，
　　
　　Fear no more the heat o』 the sun,
　　Nor the furious winter’s rages,
　　
　　蘿拉突然奇怪地感到原來死亡也是可能的，離開也是可能的，擺脫生活並不那麼複雜。然而90年代末的Cunningham不是一個歡欣鼓舞的女性解放主義者，當蘿拉接了兒子回家，兒子奇怪地以一種嚴肅的語氣說：媽媽，我愛你，她答以演練過了千百遍的話「我也愛你，寶貝」，音調莫名地緊張異常，稍停她努力進入溫柔的母親形象，說「我們給爸爸過生日」。
　　
　　小兒子以一種超越年齡的程式化的空洞聲音說到，「是的，我們給爸爸做了那麼棒的一個蛋糕」，蘿拉緊緊地用手握住方向盤，生怕失控。是的，離開社會預設的軌道其實也是很簡單的事。值得一提的是，電影裡這一段朱麗葉.摩爾表現得非常好，而Glass音樂的描述力幾乎以及可以代替Cunningham的文字。
　　
　　弗吉妮亞 伍爾夫在時時刻刻中的形象，卻沒有Mrs. 布朗那樣的豐富，以致於歐美的弗吉妮亞迷後來大肆批判Nicole Kiddman對偶像的歪曲。真正的弗吉妮亞 伍爾夫美貌柔弱，比Nicole Kidman嚴峻的扮相無辜得多，象拉菲爾前派畫家們清瞿幽玄的女模特，「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流從之，道阻且長，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央」， Cunningham聰明地聲明了在時時刻刻的文本里，弗吉妮亞 伍爾夫只是一個文學角色，首先是個天才婦女，她體現著女性的自我意識和勇氣，為實踐自己的天性而寧願選擇死亡。
　　
　　Clarissa是Cunningham設想的20世紀末的Mrs. Dollaway,她的性格設計中可以看出Cunningham對伍爾夫小說中Mrs. Dollaway的戲仿。在這個時代里她已經被社會允許了相對大的自由度，她是個女同性戀者，母親，但她依然是個普通人（Ordinary person），詩人死去，而凡人生存下來。驚濤駭浪都在似乎平靜的太平盛世里，清醒和瘋狂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女性的自我認知主義主題弱化了，在這個片斷里，似乎泛化為人類共同的永恆困境，但不幸的是，Clarissa正如伍爾夫的達洛威夫人一樣，為Richard的聚會忙碌。這恰好是賽門波娃《第二性》中女性聚會愛好的分析樣本
　　
　　達洛威夫人為今晚的聚會去買花：
　　
　　「插花雖然短命而無用，卻像徵著以昂貴奢侈為其鮮明特徵的聚會，其毫無必要的鋪張……就餐變成了神秘的禮儀。維吉尼亞·沃爾芙在《達洛威夫人》的一段中強調了這一面：
　　
　　這正是達洛威夫人所感受到的：但是假如彼得對她說：「是的，是的，但你的那些聚會——你的聚會究竟有什麼意思？」她只能這麼說（別指望有人能理解）：這是請客嘛……有的人住在北邊的貝斯沃特；還有的人，也許住在倫敦貴族區。她覺得她對他們晝思夜想，她覺得多麼淒涼；她覺得多麼可憐；她覺得要是他們能夠聚在一起該有多好；於是她就這麼做了。這就是請客；為了聚在一起，為了創造；但這究竟是為誰？
　　
　　也許是為請客而請客。不管怎樣，反正這是她的奉獻。她別無所有……如果在這種為別人的服務中只有慷慨，這種聚會就確實是聚會。但是社會常規的影響，很快把慶典變成了制度，把饋贈變成了義務，把聚會上升到了禮儀的地位。
　　只有慷慨而自信的女人，才會安然經受住這種考驗。成功能給她們帶來很大滿足。但是許多人在這方面和達洛威夫人一樣，她們熱愛這些勝利，這些外表，以及它們的輝煌和刺激，可是也感到它們的空虛。如果對待它們過於認真，女人就不可能真正地享受它們…..」
　　
　　Clarissa希望孤獨病困的詩人出席聚會，心靈也和達洛威夫人一樣。爾Richard以死亡拒絕出席為她舉辦的聚會，不能不說他厭惡這種程式化的空虛，「你的聚會究竟有什麼意思？」，他擊中了Clarissa心中的恐懼，作為一個女人，她依然在為一些瑣碎而奔忙，以為自己和他人應該或者能夠在社會的瑣碎中獲得滿足。Cunningham為Clarissa，Mrs Dalloway選擇的形容詞是Trivial，瑣碎平庸，微不足道，然而不能不說，Cunningham和伍爾夫筆下的達洛威夫人，她和詩人一樣具有對生活的熱愛，她們行走在六月時分的街頭，這美好的」The Moment of June!」,在疲憊的城市中精神抖擻，而她們無法將偉大的歡樂和瑣事帶來的社會滿足感分開。與此對照的，伍爾夫筆下的詩人對朋友的陣亡毫無傷感，他為此感到自豪，他無法回到戰後瑣碎的太平盛世中。Cunningham筆下的Richard厭惡因為榮譽偏偏來自瑣屑的理由（他的絕症），他覺得無法在無窮無盡的瑣屑中繼續生存下去。
　　
　　小說里有一段很好玩， Clarissa在去看Richard的路上遇見了影星Meryl Streep正在街邊拍電影，她饒有興趣地看了這個名人半天，並告訴詩人Richard她剛剛見到了電影明星,詩人毫不在意，Richard生來不在意名流。Clarissa琢磨這大概體現了詩人的egoist(自我意識)和savanism(菁英氣質)。作者Cunningham在書中寫讓Clarissa邂逅現實世界中的Meryl Streep。但是最後他們找了Meryl Streep本人來演Clarissa,這一段就沒了。
　　
　　The Hour書的結尾,逃避家庭的Laura在加拿大當了圖書館管理員，她以保持著自我的旁觀姿態成為為終身讀者，她的兒子，以保持著自我的旁觀姿態為天才作者。她是兒子的鏡子（Mirror of ego）。蘿拉來參加兒子的聚會，她溫和地笑著，誰也無法讀出她的內心。Richard死了，Clarssia從此再也不是達洛威夫人,因為沒有人再稱呼她這個綽號，她們繼續舉辦聚會，Clarissa說：「進來吧，布朗夫人，一切都準備好了。」
　　
　　[過度詮釋的道路是沒有盡頭的，而況Cunningham的時時刻刻可以引起的話題，伍爾夫,女性意識，電影，自我認知，都是可以無限誤解的東西，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