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書亞：最後一個夏娃：《女教宗》

 文章來源：http://www.artblog.cn/U/joshuawang/archives/2010/91621.html
作者：王書亞
   
      小說譯者謝瑤玲女士，是東吳大學的老師。東吳的校訓，是孫中山寫給蔣介石的一句話，「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一位基督徒總統，寫給下一位基督徒總統。但言語內涵，卻與他們的信仰，毫無瓜葛。就像一位馬克思主義領袖，寫給下一位馬克思主義領袖，說「你辦事，我放心」，聽上去也與所信之道，南轅北轍。

　　

　　天地若有正氣，必來自天地之外，貫乎天地之中。豈能從肚腹中養得出來。所以莊子說「養氣」，聖經說「吹氣」。養氣自重，吹氣自卑。就像我為小書亞買的氣球，你不吹它，它永遠都是癟的。

　　

　　古今地上，也沒有完人。台灣的小學課本，把田橫五百壯士，稱為「五百完人」。閻錫山離開大陸，留下五百人，人人身藏毒藥，要為黨國殉忠。蔣介石率文武百官祭奠，也稱他們為「太原五百完人」。

　　

　　所以我一看東吳的校訓，「完人」二字，就像學術的蒼蠅，靈魂的水貨。人類的走向，是越來越自負。人類的悲劇，是永遠對自己身臨其境的世代，評價過高。一切道德上的努力，都好像在氣球上寫「養天地正氣」。一切物質上的堆積，都好像在墳墓中說：「法古今完人」。

　　

　　在第一個復活節的早上，天使說過一句善意而錐心的挖苦話。幾個婦女看見耶穌的墳墓空了，細麻布擺在一邊。她們就東張西望，在墓地穿行。天使穿著白衣顯現，對她們說：「無知的人啊，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這句話常點醒我。聖人、偉人，巨人，完人，其實都是死人。每當人們設立一個目標，杜撰一種主義，就開始翻開歷史，一次次地「從死人中找活人」。所以廣場上，依然掛滿死人的畫像。

　　

　　聖經中，用「風」來比喻聖靈。用「吹氣」來比喻神將靈魂的樣式，就是屬乎真理的仁義與聖潔，放在人的血肉之軀中。吹氣，是對「被造」的一個生動描繪。尤其是在人類墮落後，耶穌說，心靈的重生，就如被風吹過一樣。所以救贖，對他來說，是十字架上的承擔；對我們而言，卻是一段風中奇緣。聖經把人的救贖之道，稱為人的第二次被造。吹氣，亦是對「新造」的一個生動描繪。

　　

　　人若承認，自己是可憐的。就轉身，迎風站立。吹進去的是靈氣，養出來的是血氣。信仰的對象，是死裡復活的救主。而道德的楷模，都是陰間的死人。

　　

　　學雷鋒的意思，就是從死人中找活人。三代之治的理想，也是從死人中找活人。不是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而是天不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因為人類的病，就是再生障礙性貧血。

　　

　　死人沒有權柄，將他的偉大，傳遞給活人。所以雷鋒是雷鋒，你還是你。道德，不像疾病可以傳染。道德在本質上像生命，生命不可傳染，生命就是生出來的命。惟有生命，可以生出生命。惟有活人，可以拯救活人。

　　

　　這就是為什麼道德若不立在信仰之上，道德就是一個咒詛。信仰救人，是一個一個的救。道德殺人，是一片一片的殺。信仰是生命，就像零售，你要獨自開口，自己伸手；道德是標準，就像批發，同一批貨，只有一個編號。你在道德中被定罪，你在信仰中被揀選。

　　

　　一次，我和小書亞出去，見一個老漢彎腰駝背，正在垃圾箱裡找東西。我叫小書亞拿了五塊錢過去。我第一眼生出的，是對他的憐憫。但這種憐憫只是道德意義上的。連同我的施捨在內，都誘惑著我，叫我生出內心深處，一種隱秘的驕傲。

　　

　　但我第二眼生出的，是對自己的憐憫。當我把自己與那個老漢比較時，我是一個道德主義者。所謂道德生活，就是一種活在比較中的生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道德就等於道德優越性。只是，當我不是把自己和老漢比，而把自己和老漢撿回來的垃圾比時，我鼻子忽然就酸了，甚至差點哭出聲來。

　　

　　為什麼我要送他錢。不是因為我不需要像他，從垃圾桶里撿東西；是因為我自己就是上帝從垃圾桶中揀回來的東西。我不能「養天地正氣」；我的同類中，也沒有可以傚法的古今完人。說到底，我無法活在崇高的道德中。我若不在信仰中被揀選、被新造；我的一切道德，都將助長我的道德優越感。就像水漲船高，我的道德優越感，終有一天，要吞沒我一切的道德實踐。

　　

　　只是在第二種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基督的信仰者，而不是一個道德主義者。我出於信仰而施捨，不是出於道德而施捨。我出於我被造（舊造與新造）的本質而行善，不是出於我現實的才能、機遇、地位和品德而行善。

　　

　　在上帝眼裡，只有這樣的、非道德主義的善，才是真正的善。因為行善的人，若不將善的來源和果效歸於上帝；他就沒有行善，反而行了惡。因為他將榮耀、來源和動力歸在自己（養天地正氣）身上，或歸在同類（法古今完人）身上。

　　

　　這些是我看了電影，對自我的一段省察。哈姆雷特說，上帝給了我們一張臉，我們又自己造一張。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無論男女，越過被造的地位、自我成聖的誘惑，其實都一樣強烈。

　　

　　謝瑤玲老師譯過許多中世紀教會題材的小說，最著名的是《玫瑰之名》和這部《女教宗》。剛好，德國拍了這部電影。在十三世紀的傳說中，這位女教宗若安，據說是在德國南部出生的（離馬丁·路德的家鄉不遠）。德國人似乎很喜歡這個子虛烏有的故事，能同時滿足民族主義、女權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三座大山。

　　

　　剛好，國內今年也出版了中譯本。傳說中，若安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女子。她喬裝成修道士，一生渴望讓自己的才華，如明亮晨星，照在人前。電影迎合女性主義的視角，將悲劇刻畫為社會性的，即女性的地位、才華在那個時代不被尊重。但在我看來，真正的悲劇仍然是關乎信仰的。如果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那麼性別在人類社會的構成、和睦與美善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女權主義的一個左翼立場，就是才華掛帥，性別靠邊。和左翼的政治掛帥一樣，基本原則，就是誰有本事誰上。於是男女性別就被非生命化，被視為物種進化中一種階段性的、和粗糙的安排。

　　

　　若安在學會了掩蓋每月的經血，也為此捨棄了婚姻和家庭。但她仍無法勝過情慾的試探。在梵蒂岡懷孕，遊行中當街產子，難產而死，以一種怵目驚心的方式，暴露了她隱藏一生的性別。啟蒙運動後，這個十三世紀的傳說被翻將出來，不斷成為女權主義和反宗教的噱頭。

　　

　　今天的女性，有雙重悲劇。一是男人們的傲慢和背約，使女人一直難以在家庭和社會中得著她們配得的平等與尊敬。二是女人們以犧牲、抹煞、藐視和放棄女性身份與特質的方式，去爭取一種作為「人」、而不是作為「女人」的虛構的自由。

　　

　　傳揚若安的故事，也是一種死人中找活人的努力。性別，本當是人類被造的特性中最寶貴和令人敬畏的一部份。但在一個慢慢男女不分的世代，人類的性別，要嘛成了雞肋，要嘛成了化妝品。

　　

　　若安的父親，是一個固執的鄉村牧師。他在信仰上懷著深深的偏見，活在一種道德主義的殘酷中。父親拒絕讓若安學習，她離家出走，選擇了一條錯誤的反抗之路。就是以隱藏性別的方式，去證明白己的才華。若安難產而死的悲劇，也是今日一切女權主義者的悲劇：誰若羞辱自己的性別，她（他）的性別終將反過來羞辱她（他）。

　　

　　無論若安有多聰慧，當克洛維的日耳曼士兵衝進教堂時，她本能地躲在了祭壇下。智力不如她、也因此不被她尊敬的哥哥，卻起身拔劍，為她而死。我多麼盼望智慧的若安能在這之後，回到對自己性別的認同中去努力。她卻反而決定一生隱藏在性別的謊言中。從這個角度說，她並不是女性主義者，而是一個反女性主義者。因為現世的苦難，使她不願相信夏娃的一切尊貴、才華和美好，和夏娃的性別密不可分；也不再相信男女性別的被造中，飽含著一個儘管艱辛、卻始終高於這黑暗世代的崇高應許。

　　

　　女權主義的夢想，其實和男權主義一樣，是一種雌性同體的文化，和一種道德主義的文化。這種文化麻痹人們的常識，遊說人們活在信心之外，並慫恿人們掙脫性別，鼓勵人們自我造型，目的就是從人類下降為蚯蚓。

　　

　　20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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