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站》：一段愛恨交織的臨終輓歌

（芷寧寫於2010年6月13日）
   上世紀90年代初在閱讀托爾斯泰長女的回憶錄時，除了對其中托翁的理想追求感慨外，還對其中因財產繼承問題而常對托翁吼叫的其妻索菲婭印象深刻。又在很多對托翁做研究的文章中發現，幾乎清一色地將托翁之妻表述得自私而虛榮，彷彿她是托翁實現人生理想的絆腳石，也是最終導致82歲的托翁倒斃於無名小站的罪魁禍首……看後總感覺這種一邊倒的解讀過於偏頗，縱然托翁對社會模式的自我構想是美好，但是不能不說他的很多設想趨於理想化，不能得以實現是由諸多現實因素造成的，完全不是某個人就能阻撓的。
   所幸在由麥可·霍夫曼執導，改編自著名傳記小說作家、詩人傑伊·帕里尼同名小說的影片《最後一站（The Last Station）》中，演技派海倫·米倫詮釋的索菲婭性格豐富，情緒飽滿，情感激盪，層次分明，將這位比托翁小12歲、和托翁一起生活了48年、為他生了13個孩子（其中5個夭折）、曾把3000頁字跡難辨的《戰爭與和平》手稿整潔地抄寫了7遍的伯爵夫人躍然眼前。而索菲婭反對丈夫將財產與平民分享的原因之一，也是處於一個母親為子女的利益考慮。
   影片再現了托翁生命的最後片段，以參與其中的旁人眼光，即托翁秘書瓦倫汀（詹姆斯·麥卡沃伊飾演）的視角來看待文學巨匠的最後時光，敘事中虛實結合的做法，似乎意在表述愛的正負作用，實的部份是托翁和妻子的愛恨糾葛，他們愛得很深，又恨得投入，不能分開又無法相處的婚戀生活耗盡了他們的人生。一如某評論所言，「生命中如果擁有愛，那麼愛中的人則要承受痛苦；如果沒有愛，那麼不愛之人將要經受生命的枯寂和矛盾，所以這個真實的故事顯得複雜、矛盾和有趣，並且導演賦予了它真實的情感。」虛的部份則是瓦倫汀和托翁信徒瑪莎之間的愛，體現了托翁對年輕人的影響。
   可以說，索尼婭是托爾斯泰的生活伴侶，但不是他的精神伴侶，雖然她懂得丈夫的著作，但她不能認同其中關於分配制度改革的做法，晚年托翁生活儉樸，吃住如同農夫，而索尼婭依舊是貴族做派，飲食精緻，衣飾華美。個人猜想，最初托氏夫婦之間的關係應該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和妻子，托爾斯泰筆下的列文是個自傳性質很強的人物，是一個想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重建農業體制的貴族形象，而列文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失敗和打擊後，最終還是選擇成為一個值得依靠的丈夫和父親。這顯然是曾經托翁的縮影，晚年的托翁想徹底擺脫家庭的束縛，於是他離家出走了……
   致力於將托爾斯泰主義付諸實踐的弗拉基米爾·切科夫似乎是托翁的精神夥伴，於是，「激進派」切科夫和「保守派」索尼婭之間存在著旗幟鮮明的對立和鬥爭，切科夫想要把托翁塑造成神一樣的存在，想讓他成為宣傳所需的楷模，於是他致力於讓托翁另立遺囑，並達成托翁將其著作權交給民眾的簽字，他還著力於讓阻撓此事、情緒易激動的索尼婭在托翁和媒體面前顏面盡失……這次保羅·吉亞瑪提演繹了一個不怎麼討巧的角色，特別是最後，即便撒謊也要隔離索菲婭，不讓她見彌留中的托翁的做法。
   影片為再現托翁晚年時這兩股強勢又惱人力量之間的爭鬥，設置了牆上相框的戲份，第一次，索尼婭取下了丈夫書桌前牆壁上切科夫的相框，換上了自己和丈夫的合照，第二次，憤怒於丈夫瞞著自己簽署了版權協議的索尼婭對著始作俑者、牆上的平面切科夫猛開槍，將兩人之間的火藥味徹底升級。同時，為了表現這兩股力量的角力，片中出現了一個有趣情節，切科夫和索尼婭分別送給新來的托翁秘書瓦倫汀一個日記本，切科夫讓他記錄托翁宅邸發生的一切，並及時匯報，即把監督任務交給了瓦倫汀，索尼婭則只讓瓦倫汀客觀記錄下所看到的事，於是片中出現了瓦倫汀忙於在兩本日記本上記事的鏡頭。
   影片畫面頗有懷舊復古色彩，蔥蘢的原野，靜謐的府邸，精緻的餐桌，雅博的書房，彼時鄉村貴族的生活氣息流淌在光影間，而該片最值得觀看的部份，在於演員的表演，有評論稱——「在麥可·霍夫曼的指導下，整個影片呈現出了詩歌一般有韻律的節奏。當然，兩位大腕主演克里斯多福·普盧默和海倫·米倫的出色發揮也功不可沒。」
   其中，擁有白俄血統的海倫·米倫在片中的表演可謂酣暢淋漓，不論同老輩的普盧默、壯年的吉亞瑪提，還是後生麥卡沃伊演對手戲，米倫都遊刃有餘，她以極富戲劇張力和感染力的表演拿捏出了索菲婭的痛苦和憤懣，塑造了一個極有個性和主見的托翁夫人，其中得知丈夫離家出走後她奔向池塘的一路悲慟、滾下渡口入水的身心疲憊，將一個女人的決絕心緒表露無疑，憑藉在本片中的出色表現，米倫獲得了羅馬電影節的最佳女主角，再一次的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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