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

不免「重口味」，但總覺得這部電影似乎也可以順勢找到福柯。暫且拋開男性女性的Gender Politics，先來看一段Pathless關於本片細緻的攝影機語言分析（見其《重要細節之掃瞄》「3、攝影機運動」/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2764768/?post=ok#last ）：


【醫院裡，在丈夫宣佈成為妻子的精神醫生後，他們進行了第一次談話，但此談話的拍攝充滿了頻繁的跳軸現象。丈夫此刻試圖進行一個心理治療的對象化，但是跳軸意味著他的妻子拒絕成為這個對象，也即這場治療在一開始便意味著對象的「不准」。

第二次對話是床上，妻子此刻談論她身邊的男人作為丈夫和父親的缺席，她指出男人疏遠她與孩子。鏡頭所給的是以女人為前景看向男人的畫面。她連續說出的一段話，都是以此原則為構圖的碎切畫面，給觀眾造成了一種要質問男人的印象。但是很快，當男人反問為何女人沒有寫完論文的時候（韃靼記得，這時男人試圖將問題引到另一個界閾），鏡頭將男女置於同一平面，但男人位於上方，女人位於被俯視的下方。女人只答說「這次你不懂」（韃靼記得原話為：「你的確懂得許多事，但這次你不懂得。」），轉向男人要與他M.L。這整段攝影機的運動，明顯地揭示了「醫患關係」與「合體關係」的對抗。

第三次（權且略去白天他第一次問她怕什麼的那場戲）對話也是在床上，這是一個精神分析的典型扮演。醫生在旁邊拿著紙和筆，引導躺在床上的病人說出內心的秘密：伊甸。手持攝影的固定鏡頭的方式揭示了所謂治療的暫時「成功」。但是接下來，妻子要和丈夫做愛，但是丈夫卻無法融入或者說無法忍受「合體關係」，妻子於是咬傷了他的乳頭。】


Pathless所說丈夫與妻子「醫患關係」與「合體關係」的對抗非常到位，並且Pathless還提到妻子的「另外邏輯（非理性）」——當然不是簡單的性別心理學問題——已經很接近福柯所謂「瘋狂」與「理性」的關係了。或說丈夫的精神治療方法同「理性」——福柯筆下的笛卡爾「我思」很接近；在此處，一種可稱為「觀照」的思，注視自身的「瘋狂」而不為之帶動。因可以分離觀察，則證明觀察者同時即可外於「瘋狂」而獲得一個平靜空間。而「醫患關係」毫無疑問的將「瘋狂」推定在一個幽禁處，「理性」劃界並照明了非理性。這樣，非但妻子的伊甸本能被破壞，和丈夫的「合體關係」也被破壞了。


有關對「非理性」也即瘋狂的結構性考察，福柯曾提到「瘋（愚）人船」。通過中世紀瘋人，福柯這樣形容被教會驅逐流放的瘋狂：「他被送到干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無際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給脫離塵世的、不可捉摸的命運；他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縛在有無數去向的路口。他是最典型的人生旅客，是旅行的囚徒。他將去的地方是未知的，正如他一旦下了船，人們不知他來自何方。只有在兩個都不屬於他的世界當中的不毛之地裡，才有他的真理和他的故鄉。」但因一個同樣不可索解的「奇特的逆轉性原理」，史前的本然瘋狂（未經理性介入的存在本身）所遭受的中世紀命運（流放），在此則具有一種「神秘的正面性」，一種「屈辱和光榮的辯證」。福柯以瘋人前身「痲瘋病患」和教會的關係進行思辨，他說：「雖然麻瘋病人被排斥在這個世界、這個有形教會的社會之外，但是他們的存在依然是對上帝的一個可靠證明，因為這是上帝憤怒和恩寵的一個表徵。……他們在自己受到的排斥中並透過這種排斥實現自己的拯救。透過一種與善行和祈禱相反的、奇異的厄運的作用，麻瘋病人被沒有伸過來的手所拯救。將麻瘋病人遺棄在門外的罪人卻給他打開了通向天國之路。（1）」


福柯認為，文藝復興以後，瘋狂不再是瘋人所追求的「善」，瘋狂逐漸喪失了與真理與世界的對應關聯：「它不反映任何真實的事物，而是秘密地映照出人對自己的武斷夢想，瘋狂與真理與世界不大相關，與它有關係的是人，是人對他自己所能覺察到的真相」（2）。聯繫福柯有關瘋狂橫向結構描述，應該說其暗指了基督教於這個過程裡的作為是一種微妙的「下墮」。因福柯明確的說法，自15世紀，基督教思想並非令人稱道地介入了瘋狂與真理與世界的關係：「瘋狂和理性，彼此既是相互肯定，又是相互否定。瘋狂不再是世界暗夜裡的絕對存在：它只是相對於理性的存在。這個相對性在使得兩者迷失的同時，又將兩者挽救」（3）。瘋狂下墮為「相對於理性的存在」的「非理性」，失去它神聖的另類地盤，被「監禁」起來，變得世俗化了。因而在事實上看，基督教在社會現實中代理上帝行使權力的必然後果是：瘋狂化約為撒旦，進而化約為一種心智疾病，化約為社會化的混亂和秩序的冷性關係。


回到影片，在一個遠離現實的空間裡，瘋狂正經歷類似福柯筆下的轉變。很顯然，妻子在丈夫的內心，就是這樣經歷了一個「伊甸→撒旦→非理性→精神分裂→罪犯」的垂直下落過程。按福柯，丈夫「治癒」妻子的堅忍願望一旦退縮，妻子的憤怒就不難理解，而妻子恐懼丈夫的離去，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理性與非理性之間奇異的「共同拯救」——即「合體關係」之謂行將徹底坍塌。瘋狂面對的不再是上帝，而是作為其代理的「基督教/理性」的「混亂」之治，那麼，「疾病-治療/混亂-秩序」就不可能繼續瘋狂和理性之間可逆轉的關聯，更沒有可能在「排斥中並透過這種排斥實現自己的拯救」，而完全是一對彼此壓制並消除的關係。及至，「在壓制的終點，爆裂成為必然」（4）。在這個角度，可說Lars von Trier 相當準確的處理了這個爆裂。丈夫不能容忍妻子使用一個槓鈴盤穿過自己的腿肚並以螺絲絞緊，他難以行動——這是一種「混亂」對「秩序」的反向監禁。丈夫殺死妻子也是必然了：此刻僅是一個輸贏問題。Lars von Trier 的兇狠之處，在於徹底取消了理性與非理性之間「共同拯救」的基礎；影片在最後的輸贏「性」角力中，以男女「合體關係」的器官去除——妻子砸毀丈夫的Penis，並剪去自己Clitoris，終止了「共同拯救」的可能。於是不論基督道路確然與否，同於福柯，影片所述乃是：「（史前）瘋狂」是含有一種內在的陟升性，必其有超基督教/理性。但怎樣回溯並上達，仍然是個問題。


也許電影是Lars von Trier對自己恐懼症的一個「致敬」，同時也是交給自己敬愛的塔可夫斯基的一個答卷，不得而知。事關終極的神性道路，不能世俗化的去理解，那只會簡化為疾病的隱喻。電影意象實在過於複雜，我無法捕獲更多。我感受到Lars von Trier的暗色幽默，是影片中丈夫鑽入疑似柏拉圖的洞穴保命，辯證的微妙顯現出來——無論怎樣，女性（非理性）總會找得到男性（理性）藏身之處，尖叫著像掘墓一樣用管鍬把他挖出來。而假如僅是這樣一種「（史前）瘋狂」的復歸，也未必是神性的可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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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瘋癲與文明》（劉北成/楊遠嬰譯）相關譯文如下（未註明出處的福柯語均為此譯本）：
雖然麻瘋病人被排斥在這個世界、這個有形教會的社會之外，但是他們的存在依然是對上帝的一個可靠證明，因為這是上帝憤怒和恩寵的一個表徵。維也納教會的儀式書上說：「我的朋友，主高興讓你染上這種疾病，你蒙受著主的極大恩寵，因為他願意因你在這個世界上的罪惡而懲罰你。」就在牧師及其助手將麻瘋病人倒拖出教會時，還在讓病人相信自己依然是對上帝的證明：「不論你是否會離開教會和健康人的陪伴，你依然沒有離開上帝的恩寵。」在勃魯蓋爾（Bruesnel）的畫上，在卡爾瓦里，人群圍在基督身邊，而麻瘋病人與他仍保持著一定距離，但永遠是在爬向卡爾瓦里。他們是罪惡的神聖證明。他們在自己受到的排斥中並透過這種排斥實現自己的拯救。透過一種與善行和祈禱相反的、奇異的厄運的作用，麻瘋病人被沒有伸過來的手所拯救。將麻瘋病人遺棄在門外的罪人卻給他打開了通向天國之路。「因為他們對你的疾病保持了克制；因為主不會因此而恨你，而要使你不脫離他的陪伴；如果你能忍耐，你便會得救，正如麻瘋病人死於富人門外但卻被直接送入天堂。」遺棄就是對他的拯救，排斥給了他另一種聖餐。
（2）此處所引福柯選自林志明譯本《古典時代瘋狂史》。另參看《瘋癲與文明》相關譯文：「它不反映任何現實，而是秘密地向自我觀照的人提供自以為是的夢幻。瘋癲所涉及的與其說是真理和現實世界，不如說是人和人所能感覺的關於自身的所謂真理」。
（3）見林志明譯本。
（4）見林志明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