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安息，生者永創

    死亡，一直都是我們的禁忌話題。當人們邁入那個世界，除了死寂還是死寂，活著的人們很少會去關乎那個世界，或者說是迴避那一切。然而戰爭卻是最有力的直面死亡的工具。因為深陷伊戰、阿戰的泥潭，美國的反戰情緒高漲，近年來的反戰電影比比皆是，如《拆彈部隊》、《節選修訂》等。長久以來，美國人對死難者的人道主義精神我都使我由衷的欽佩，尤其是軍隊對於士兵生命的尊重和珍視，無論是普通士兵還是將軍，死難者所在的部隊都要列隊為其舉行葬禮儀式，有靈柩護送員，有行舉手禮和牧師禱文，有鳴槍和葬禮號等來向去世的軍人致敬，莊嚴且神聖。美國的戰爭片和反戰片也如同軍隊對待死者一樣，時刻傳遞著人道主義精神和對戰爭的反思。

    2009年拍攝的《信使》也正是這樣一部影片，它並沒有直面戰爭的殘酷，而是以男主角威爾擔任的這樣一種特殊的職業「陣亡死難者善後工作」來反映戰爭的殘酷本質，也將從戰場歸來的士兵們的脆弱心理及戰爭心理創傷進行了徹底的剖析。

    影片中最觸動人心的場景莫過於威爾和老兵斯通去拜訪每一位死難者家屬的場景，拜訪的場面絕對真實且令人心痛。不同家庭的不同反應，鑒於死者鑒於親屬的感情，我們不能不為之動容。當史蒂芬.布塞米扮演的父親聽到噩耗後對士兵大打出手及末了道歉的前後反差；在便利店的老夫婦氣得當場吐了出來；女兒偷偷結婚惹惱了父親，但聽到女婿陣亡的消息後卻和女兒哭成了一片……這每一個場景就像釘在我們心裡一樣，面對親人的離世，他們脆弱的感情曝露在眾人面前。而同樣飽受戰火摧殘的威爾還要把這種不幸傳達給眾多死難者家屬，他的痛苦也將始終伴隨著他。

    編劇把威爾的人物性格塑造的異常真實，當然這也要歸功於本.福斯特內斂的表演。威爾的前女友拋棄了他，由於伊爭的肉體創傷（眼疾和腿傷），他的心理創傷（黑暗、壓抑且扭曲）也暴露無遺。前女友的婚禮現場是他心情最低落的時刻，而愛上陣亡士兵遺孀的新手則陷於道德的兩難的局面。他對感情的細膩程度與老兵斯通所遵循的生硬的「程序和準則」大不相同，斯通表面上看來性格剛愎自用，內心卻和威爾一樣寂寥，但他尋求的是酒精和妓女，他用這些來充當他的「家庭稻草」，一切外表的剛毅都是假像，實際上他和威爾都是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威爾和斯通的年齡、性格、觀念的差距處理讓故事更富生動性和戲劇性，透過他們性格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來彰顯在雖在戰場上如同鋼鐵般的士兵，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折射出的脆弱與無奈。

    編劇Alessandro Camon和Oren Moverman合寫的劇本非常尖銳，獲得了柏林電影節最佳劇本。拋開威爾和斯通的「死亡信使」工作，影片的後四十分鐘主要是威爾和寡婦之間不動聲色的感情和兩位男主人公脆弱面的表現，雖然主題沒有前一個多小時尖銳，但仍然精彩。後半段傳達的是戰士歸家，這裡的「家」並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家。而是他們回歸正常社會、正常情感的「歸心」。威爾和斯通一路上的驅車路線和心路歷程更像是一部公路電影，然而在外旅行的人兒總是要回家的。威爾在戰場上是英雄，卻在家庭中扮演著敗類的角色，因為他把戰場上的情緒帶到了家中。而寡婦的亡夫生前也是如此——「我愛以前的那個他……這（指丈夫的襯衫）充滿著憤怒和恐懼的味道，它已經佔據了他的氣味。」而原本一度以為寡婦是個放蕩的女人，在聽到這句話時才明白自己一直都誤解了她，更令自己徹悟的是他看到了自己的罪惡，昔日曾為國獻身的英雄其實身上始終都封存著從戰場上帶來的熊熊烈火，以致於這股怒火在慢慢地吞噬著家人自己卻全然不知。

    的確，從戰場上歸來的士兵，他們體會不到自己的改變，這種心理創傷讓他們完全脫離了社會生活。儘管威爾作為「死亡信使」行駛著人道主義的基本原則，然而戰爭卻違背了人道主義的基本原則。它們給士兵的生理和心理上都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傷痛。

    在過去三個月的死難服務中，威爾的心理已然發生了改變，還有在前女友婚禮上的發洩和對寡婦的誤解澄清，讓他徹底醒悟。我很喜歡影片對於他與寡婦這種微妙的感情的處理，在寡婦向威爾講述了「襯衫」的故事後，觀眾清楚的認識到她愛的是那個參戰前的丈夫，而威爾也了解到自己過去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其實他們雙方皆是戰爭的受害者，也都需要心靈的慰藉。在影片尾聲，我們看到寡婦和威爾踱步走進房子，這樣的處理正是讓戰爭後的士兵回歸平民生活和重拾信念的美好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