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攝影機來睥睨一場盛大的歷史

 
    「凱恩死了，『玫瑰花蕾』代碼的發送人消失了。任何關於『玫瑰花蕾』的闡釋，都只是一種可能的臆測，其意義都無法得到最終的確證而呈現為脆性狀態。唯一可能置身於這種歷史迷宮之外的，看來只有攝影機了。」
                                                                                                            ——奧遜.威爾斯

《桂河大橋》中，時時將「It is principle」掛在嘴邊的尼爾森上校遙望著自己含辛茹苦建成的大橋在剎那間灰飛煙滅，那目瞪口呆的絕望表情洞照出戰爭對人性的扭曲；《西線無戰事》中，追逐蝴蝶的手突然定格爾後痙攣，描摹出一個夢想的死亡；《獵鹿人》裡，一場驚心動魄的俄羅斯輪盤賭暗喻了戰場上的生命博弈，以及無法擺脫的生死攸關的戰慄。

在戰爭影片的敘述範式中，個體生命的彼此對抗隱喻的是某個團體、民族或國家的命運較量。戰爭片作為一個時代的全景圖，其敘述結構自然也就追求一種史詩般的宏大的時間、空間跨度。在這個意義層面上，戰爭片在所有敘述範式中無疑將是最具意識形態色彩的一種。

在二戰中參加過法國抵抗運動的安德烈巴贊說：「在一個已經受過、現在仍在受著恐怖和仇恨困擾的世界中，幾乎再也看不到對現實本身的熱愛之情，現實只是作為政治的象徵，或者被否定，或者得到維護。」電影的意義就在於對墮落現實的抗爭與對歷史意義的回歸。巴贊認為，歷史最根本的目的在於超越時間而臻永恆。

1940年春，約2.2萬名波蘭波蘭軍人、知識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職人員在卡廷森林被蘇軍秘密地集體屠殺。關於歷史事實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息，直至1990年4月波蘭總統訪問蘇聯之際，蘇方才正式承認對卡廷事件全權負責。「卡庭事件」的真相，一直是波蘭人民、議會和輿論界最為敏感、激動和關心的問題，無時無刻不在刺痛著波蘭人民的心。

於是這段慘痛的歷史開始習慣被直視。於是有了波蘭導演安傑依·瓦依達的電影《卡廷慘案》。因這部電影本身關乎追究歷史的態度，它的真實性便更加值得我們探討。就敘事層面來說，物質的時間是單向流動和不可逆的。但是在影片裡，敘述者可以對本文中的時間進行改造。本片講述了自1939年波蘭受蘇德兩國夾擊起到卡廷慘案發生後幾名犧牲軍官家屬的不懈尋求真相的故事。在影片最後通過一本日記再現了1940年發生的那起慘劇，進行血淋淋赤裸裸的時間復原，同主人公一樣的攝影機限制性視點給人強烈震撼。

在角度選擇上，導演並不集中筆墨刻畫慘案發生前後的狀況，而是在軍官家屬的流亡與追尋過程中審視這一歷史事件。影片開頭，橋這邊的人群眺望著橋的另一邊，而另一邊卻湧來一群欲逃向這一邊的人。紛亂的步伐，惶恐的雙眼，未知的前途與未來。前有餓狼，後有猛虎，波蘭人民陷入絕境之中。

波蘭國旗被扯成兩半，紅的留下飄揚，白的當裹腳布。

他撕下海報。她立起墓碑。他開槍自殺。一幅悲壯的歷史群像。

影像用於記錄真實，然而在這部揭示真相的電影裡卻時常出現掩蓋真實的影像。將軍夫人拒絕為政治宣傳錄音作證，卻又不幸地看到蘇聯栽贓德國的紀錄片。她說，這是個彌天的謊言。與她交談過後的傑西上校在酒館喝得大醉，他喊道：「人們是不能被堵住嘴巴的，這不是歷史事實，你們所有的人都知道。」當他被推出酒館，蘇軍還在廣播：「我們的兄弟殘酷的死亡，他們被拋棄」，傑西上校開槍自殺，當作對泯滅真相的強權統治的最大抗爭。

弗雷德里克傑姆遜指出，從根本上說，歷史是非敘述的、非再現的，不過除了是以文本的形式，歷史是無法企及的。只有通過先文本化的形式，我們才能夠接觸歷史。人所認識的世界，是以語言來命名和表現的。任何歷史的敘述，都只能是敘述人的敘述，敘述人的動機、慾望和潛意識將不由自主地嵌入話語，使得歷史話語不可避免地偏離現實。個人永遠被囚禁於歷史中。如《羅生門》一樣，幾近透明的攝影機仍逃脫不了話語的操縱而在破碎的歷史中起伏。

卡廷屠殺遺址被德軍發現，無奈卻成為了反蘇宣傳的器具。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接下來蘇軍卻反咬一口污衊起德國。波蘭成為了夾縫中求生存的國家。

歷史是政治的權柄。《卡廷慘案》這部即使在多年後終於能夠被搬上螢幕的電影還是遭到了各方面的壓力與限制。《一代人》、《下水道》、《灰燼與鑽石》、《克扎克醫生》、《塔杜施先生》……在波蘭反體制電影與道德焦慮電影浪潮中扛起大旗的瓦伊達窮盡一生對戰爭與歷史進行不懈追問，在八十多歲的高齡依然堅持拍出了《卡廷慘案》這樣發人深省的作品。

世界電影史上游戲說的流行，使得人們對歷史的講述的關注點從現實本身轉移到了經過邏輯處理的歷史之上。歷史話語的語法本身就蘊含著權力的暴政。試想我們的歷史，又有多少是完全真實的、不包含任何情感與陳述取向的呢。世上又有哪個國家能夠敞開心扉還原最真實的影像呢。歷史自產生起就註定等待被蒙蔽和篡改，想到這裡不禁令人心寒。

卡廷事件曾是「歷史空白點」，但並非真正的空白，只是尚未澄清的存在。我們教科書上英勇挫敗法西斯的蘇聯紅軍，竟也有這樣殘暴冷酷的一面。而跳出這一話題的框架，波蘭也曾參與德軍強佔蘇台德的分贓。作為一部主觀敘述的電影，究竟該如何陳述理應客觀的史實，這是每個導演都竭力思考的問題。

解密歷史的過程中，是否真的曾經存在這樣的一個筆記本，忠實地一一記錄當時的一切，我們不得而知。但在影片裡，它無疑是揭開歷史面紗的敲門磚。謊言被揭穿，真相隨之破土而出。影片接近尾聲，女主角看著亡夫生前記下的日記，不禁悲從中來。筆記本沾滿血跡放在桌上，隨風一頁頁翻開，如同那即將昭示天下的歷史。影片中的人物在真實的歷史裡也許有也許沒有，但他們無疑是高度濃縮的代言人，是在可容許的範圍內進行的藝術昇華。

瓦伊達沒有安排哭天搶地的慟哭，只有那樣一些冷靜的鏡頭穿越歷史，鎮定地見證了一切。史達林畫像下，軍官們一個個被簡要核對，之後便是一聲槍響，鮮血噴灑了滿地滿牆。一桶水潑下去，換了下一個進來。

從卡車裡下來，滿目的屍橫遍野，來不及悲傷，來不及恐懼，鏡頭直視之下腦袋便開了花。推土車轟隆隆輾過，遮住了午後的陽光。

DV般的鏡頭搖晃起無盡的不安。流水線作業如此秩序井然，令人難以遏制地震顫。

那麼便來說說這部片子的視聽語言。

多數鏡頭為近景平拍，頗具歷史真實感。流亡途中手持鏡頭記錄了流民的迷惘。追問的時候，瓦伊達也會捨棄曖昧的景深，給一個洞穿心靈的特寫。整部影片色調清冷，光照晦暗，交響配樂陰森可怖，彰顯波蘭學派的陰鬱與殘酷。

塔奇奧拒絕為迎合當權改動檔案，他憤怒地撕下政治蠱惑海報，在逃竄過程中出車禍而死。一個熱血青年死去了，一份剛剛萌生的愛情死去了。他嘴角滲出鮮血，仰面躺在馬路上。特寫的表情定格於對天空的仰望。主觀鏡頭裡，最後一秒的世界逐漸模糊下去——他沒能與心愛的姑娘一起，看那場名為《世界的嘲笑》的電影。

陰暗侷促的關押營裡，被俘官兵們還在期盼著回歸戰場，還在企盼著回家。他們齊聲唱著祈福的歌曲，鏡頭升上去又降下來，似乎他們已是無力再鬥、厄運已定的困獸。

約翰·甘迺迪曾說，評斷一個國家的品格，不僅要看它培養了什麼樣的人民，還要看它的人民選擇對什麼樣的人致敬，對什麼樣的人追懷。一個負責人的大國是敢於正視自己的過去的。歷史會被掩蓋一時，但不會被塵封永久——它們終有一天將真相大白。那麼，便是攝影機來審判一切的時候了。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