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孤城》：捐軀赴國難 視死忽如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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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孤城》：捐軀赴國難 視死忽如歸

當年蔣經國在台灣看到《血戰台兒莊》說，對岸終於承認我們抗日了。多年以來，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兩岸各拍各的抗日，對岸可能對內地的《地雷戰》、《地道戰》等電影難以認同，而我們對《英烈千秋》、《八百壯士》這樣國民黨後來在台灣拍的抗日電影也很陌生，所以當《建國大業》由於兩岸關係緩和開始在蔣介石的角色塑造上有所改觀的時候，《喋血孤城》更是在大螢幕上首次全面正面地展示國軍抗日，不得不說，其政治意義遠大於電影本身。

然而此時，對岸的民眾已經走在了民主進程的路上，對政治的關心就是用選票決定誰來當選領導，當年「一個抗日，各自表述」的時代已經持續了太久，時代變遷、新舊更替，如今台灣的新世代對抗日的概念已經在慢慢淡化了吧。

所以此時《喋血孤城》的出現，更像一個遲來的安慰。大小蔣公泉下有知，當作何感想？

然而我還是很肯定這部電影，不管到了何時，如何時過境遷，當年面對日寇，多少人捐軀赴國難，本來是不能因為政治色彩而區別對待的，很多人長大後都有一個對教科書的歷史慢慢推翻的過程，其實我們也只是想回歸最正常的判斷吧。何以衛青霍去病抗擊匈奴、岳飛抗金、戚繼光抗倭、鄭成功收復台灣都是民族英雄，而當年同樣浴血抗爭侵華日軍的同胞，卻把一半塗抹上政治色彩或否定或置若罔聞？

常德會戰是抗日戰爭中極為重要的戰役，被譽為「東方的史達林格勒保衛戰」。電影的宣傳語裡所寫的「八年抗戰最慘烈一役」毫不為過，孤城常德以8000守軍抵禦4萬進犯日軍，最後幾乎全部戰死，但有效牽制了日軍，為後來國軍對日軍的反包圍創造了條件，也直接促成了中方在常德大會戰中取得了最終勝利，讓中國遠征軍在緬甸投入戰鬥，日軍在戰略方面已經優勢盡失。在這場戰鬥中，57師師長余程萬一戰成名，著名作家、報人張恨水將余程萬比做唐朝「安史之亂」時守雎陽（今商丘）的張巡，並在重慶《新民報》上讚揚余程萬師長的固守。但戰後，輿論對「全師陣亡何以獨活」的質疑使余程萬深感委屈。

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對這個關鍵戰役顯然沒有做重要的描述，不然我們不至於對常德會戰如此陌生，我們對史達林格勒保衛戰都能略知一二，卻對自己國家生死攸關的保衛戰幾乎一無所知，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歷史教科書的成功之處啊。

即便就地百度，你也能知道這常德會戰的慘烈，在二戰勝利65週年之際，這樣的歷史戰爭事件，直接為電影提供了上佳的故事來源。

然而遺憾的是，就電影本身來說，由於編導功力有限，本片在財力、物力、人力上的投入還不如我們的精裝群星武俠大片，所以最終呈現出的影片就比較平庸而草率了。

劇本有先天缺陷，雖然抵禦抗日是主線，但在抵禦的戰略執行上，國軍從軍官到士兵的交代都含混不清，作為師長的余程萬在一半的時間內還沒有認識到這是委員長的戰略考慮，這在當時顯然不可能的，而編劇在這裡當做一個懸念來佈置顯然低估了觀眾智商，而袁文康飾演的軍官這條線也走著走著就迷路了，他和安以軒的感情戲更是生硬。人物塑造方面，呂良偉飾演的余程萬大部份時間都在憤恨不已，恨援軍不到，甚至喊「我們比他們更慘！」這樣的戰爭領袖的統帥能力和個人能力讓人質疑。而對於整個戰爭大局的交代更是蜻蜓點水，連戰爭氣氛的營造都只在幾個戰壕里交代，而常德這座孤城當時的情勢都忽略了。

隨便上網搜搜這場戰爭的歷史記錄，一些細節都讓人難以忘懷：

一、「我早就準備好了，只要鬼子進屋，我就一剪刀捅死他。」1943年11月，一位60多歲的老太太手舉剪刀，向前來勸其疏散出城的縣警察大隊分隊長陳光圻表示不願離家。

二、1943年11月，57師師長余程萬根據形勢判斷，守城一戰不可避免，民眾沒有必要作無謂的犧牲，於是跟常德縣政府協商，將全城居民完全遷出。現年84歲的老人陳光圻回憶，封城前幾天，警察在城內逐一進行排查，如果夜裡發現哪家有燈光，就用粉筆在門上畫個記號，第二天派人勸說這戶居民撤到城外。除了轉移民眾，中國軍隊還把常德北門外的房屋拆倒，造成開闊地，便於射擊。57師170團副團長張庭林的勤務兵顧華江稱，護城河淺的地方也被釘上了竹釘。當地民眾非常支持這場戰役，許多人不願置身事外。陳光圻回憶，一位50多歲的老人主動和他聯繫替軍隊當船夫。因年紀大幾乎遭拒，老人很不高興地嚷嚷：「我水性好，不管上來多少鬼子，我都能把船搞翻，讓他們到河裡去餵王八！」

三、「弟兄們，我這個師長對不住大家，你們掛綵，連飯都吃不飽。」57師師長余程萬知道城內糧食不足，一進衛生隊包紮所便向傷員致歉。傷員們一臉激動，不知如何應答。
　　在包紮所外，余程萬看到一間破房子裡有4桶花生，便問，這個營養好，為什麼不拿給傷員吃？有士兵回答：「進城前有命令，沒有經過允許，誰也不能動民財民物。」余眼眶一下紅了，說：「這都什麼時候了，你們先煮給傷員們吃了，等把鬼子趕出去後，別忘了再來照價補錢就是。」


四、顧華江至今難忘這樣一個鏡頭：有一個待在坑裡的兄弟受了傷，還沒喝完水，看見敵人往上衝，手裡又沒有槍，只有手榴彈，只見他一聲不響地握著兩枚手榴彈，等一夥敵人衝上來離我們約20米遠的時候，他拉開兩根導火線，衝了上去，與四五個鬼子同歸於盡。　　至12月1日，守軍終因力量懸殊，防線越來越收縮，除大西門、興街口、水星樓、上南門外，全城所剩據點悉數被日軍佔領。顧華江和他的隊友拆除了擔架竹竿，將一邊削尖，製成竹標槍，以備不時之需。　　當晚12時許，日軍偷偷架三架雲梯準備爬城進攻水星樓，此地是全城最高點，一旦被攻下，57師師部就暴露在槍口下。「我們守在城垛上，上來一個，對著臉刺一個，鬼子們哇哇叫著跌落下去，大都沒了命。那一次，我們刺了12個鬼子。「62年過去了，顧華江回憶起這一幕，依然覺得十分解恨。


這些細節如果在電影裡有所體現，都是很有表現力的，其實編導手邊的資料肯定遠遠不止這些，何以在敘述中如此混亂而蒼白呢？

當然，這些也是在歐美同類電影的對比之下，才覺得缺陷很多，我們之所以拍不好戰爭片，也是因為以前的拍法意識形態化太重、技法陳舊，而新的敘述和拍攝的方法還沒找到吧，就一個《集結號》完全說明不了問題，何況《集結號》是經不起推敲的。所以希望《喋血孤城》這樣的戰爭片多拍，才能拍出我們自己的國家英雄，我們自己對戰爭中人性光輝的追尋。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