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有多少可以留下？

「當我們離開時，總要留下些什麼。」25歲的母親Umay這樣對兒子Cem說。

還是那個剛烈的性情女子，Sibel Kekilli從《勇往直前》里難以馴服的女孩Sibel成長為這部《當我們離開》里倔強的年輕母親Umay，不變的是果敢堅毅、鋒芒性情和無助時的楚楚可憐，結局都是同樣的悲劇。

當男人們自命不凡地將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指手劃腳美其名曰指點江山，將自己的生活規則當成天下正統時，留給很多女人的是苦命和苦笑，儘管男人們很可能對這些傳統從未認真思考過。影片開始就營造出令人窒息的男性強權，Umay打胎後回到土耳其家庭里，迎來的依舊是丈夫Kemal白天的粗野和夜晚的洩慾。當Umay不堪忍受這一切，帶著兒子Cem回到德國家庭時，受到的是父親和哥哥的冷漠和蠻橫。丈夫、父親和哥哥三個角色，將父權威嚴和夫妻綱常刻畫得嚴絲合縫——這是一個男性擁有絕對強勢和話語權的世界。當Umay將自己的真實處境和心境訴諸家人時，她沒有看到自己所希冀的理解、體諒和清醒，這是一些拒絕講道理的人們。Umay只有帶著Cem四處寄居，只是拒絕回頭。

土耳其作為唯一一個實現了政教分離的穆斯林國家，比較世俗化的伊斯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給了人們呼吸的空間，而觀念和傳統上的改善和進步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看到Umay穿著吊帶禮服參加妹妹Rana的婚禮，也看到Umay的母親仍舊要用黑紗包裹頭部。世代傳承的民俗傳統和風土人情在很多時候是以文化的面目呈現給世人，告知人們當地人的生活方式。然而同時我們也看到，這些東西其實有相當的強制性——並非行政強制性，而是人情強制性。約定俗成的規矩在無形中鉗制了很多東西，人們的行為因此變得循規蹈矩，儘管很多時候不願意或想不通，但絕大多數的人們還是模糊地加入信奉、接受和捍衛的隊伍。所以Umay的父親在被女兒問道Bekir叔叔選擇了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時，只是說「但是你不能和他一樣」，「為什麼不能？」「就是不能！」要知道，這是父親平時交口稱讚的人和選擇。一種既定的生活模式讓人覺得天經地義，省去人們的思考，帶給他們方便，同時無情唾棄脫軌的人。魯迅先生所說的吃人，也便是這個道理，尤其這種模式不再人性化而顯得迂腐不堪時，總是會拉上清醒的人來殉葬。因為在人們構成社會共處時，文化便成為這個社會的生態系統，風俗傳統便可以看做是當地人群的生態環境，在人們安身立命過程中扮演背景角色。所以Umay的老闆說「讓你的家人在社群和你之間選擇，他們一定不會選你。」因為當整個家庭對Umay的特立獨行持肯定態度時，將會從所處人群中游離出來，被視為異類，從而使生存變得艱難。家庭對Umay少得可憐的理解微不足道，家人與Umay之間的親情在面對家族生存時如此弱勢，儘管Umay極其看重家庭親情。Umay在劫難逃，最終將被吃掉。Umay的弟弟和愛戀Umay的同事是片中兩個比較通人情的男性角色，只是在當地的風俗傳統中，他們被顯而易見的視為軟弱。

《鹿鼎記》里茅十八身陷海大富宮中，要離開時被要求留下一條胳膊，所謂江湖規矩。「當我們離開時，總要留下些什麼。」Umay離開了「正統」的生活軌道，留下了自己的兒子Cem作為代價。可是看著Umay抱著滴血的Cem轉身離去，悠揚的提琴聲響起，觀眾不禁要問——我們又有多少可以留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