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斯頓·邱吉爾

□ 作者：尼克森

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人物
　　邱吉爾年輕時，曾對一個朋友談到對生活意義的看法。他的思想富於哲理性而且特別坦率。他說："我們都是蟲蠕。"又說："而我確實認為我是一隻螢火蟲。"

　　邱吉爾的一生為他自己命運不可動搖的直覺所驅使。他使有些人激怒，使更多的人受到鼓舞。當他追求他決心要得到的事物時，無論他聽到多少個"不"字，他也從來不知道這"不"字的含義。一旦他參加軍事戰役或政治鬥爭，他總是把"失敗"一詞從他的詞彙表中去掉。

　　我第一次見到邱吉爾是在1954年6月，當時，我主持了歡迎會，歡迎他以首相身份來華盛頓進行正式訪問。我還記得我等待他的飛機進入我的視線時那種熱切甚至是激動的心情。

　　雖然我多次出過國，見過許多國內外領導人及知名人士，但他們之中沒有一個能超過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太平洋地區，他的講話比羅斯福總統的講話更能叩動我的心扉。

　　自從我進入政界以後，我更加欣賞他領導的英國在經受勇氣和堅韌精神的最大考驗期間對世界的影響。不管如何誇張，都難以對他作出公正的評價。他是二十世紀偉大的領袖人物之一。

　　我是很幸運的，根據當時的禮儀規定，總統去機場歡迎來訪的國家元首，市政府首腦們則在白宮會見他。因此，艾森豪應該歡迎女工，而我則去歡迎首相。

　　頭天晚上，我花一個多小時準備了九十秒鐘的歡迎詞。當見到飛機時，我又很快將它在頭腦中過了一遍。

　　四引擎的同溫層飛機著陸了，它沿著跑道滑行，最後在我們面前停了下來，艙門打開了，過了一會兒，邱吉爾一人出現在舷梯頂部，他戴著一頂珍珠灰色的漢堡帽。使我十分驚訝的是，他的身材看上去竟如此矮小這似乎是因為他肩膀萎縮，大腦袋直接裝在他的身體上，彷彿根本沒有脖子一樣。實際上，他的身高是五英尺八英吋。正如你不會把五英尺八英吋高的西奧多·羅斯福看成"斜人一樣，你也絕不會想到把他看成是一個"斜人"。

　　他的助手們圍著要幫助他走下舷梯。邱吉爾迅速環顧國周，看到了下面的歡迎場面和攝影機後：他拒絕了任何幫助。

　　他拄著一根金頭手杖，緩緩地走下舷梯。一年前他中過風，槍每走一步，都十分躊躇，顯然對自己沒有把握。走下舷梯大約一半時，他注意到有四個空軍人員在向他致敬，他停留片刻還了禮。

　　我們握了手，他說第一次見到我非常高興。象大多數英國人一樣，他的握手並不是褒有力的。只是輕輕地碰了一下。在向國務卿杜勒斯問候之後，他徑直走向攝影機和麥克風前。沒有等我致歡迎詞，他就發表他的到達講演。他說，他非常高興地從他的祖國來到他母親的國土（顯然是指他母親是美國人）。在結束講演時的熱烈鼓掌聲中，他作了一個表示勝利的"V"形手勢，然後轉身大步向我們乘坐的駛向白宮的黑色林肯牌敞篷車走去。我辛辛苦苦地準備的講話始終沒有用上，但似乎也沒有認為這是被遺漏的。

　　當我重讀那天我記的日記時，我吃驚地發現這個最近中過風的七十九歲的老人，剛剛乘坐了一夜螺旋槳飛機飛越大西洋後，在我們去白宮的三十分鐘內，居然還能如此出色地應付那麼多的問題。他一直在不停他說著，不停地向道路兩邊的人們揮手致意。

　　他告訴我，他曾關注過我數月前的東南亞之行。他特別欣賞我在馬來西亞逗留期間到鄉下去訪問在那裡與共產黨叛亂部隊作戰的英國軍隊。當我告訴他傑拉爾德·坦普勒將軍和其他為英國殖民地和緩地向獨立過度而作出努力的軍官們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時，他馬上回答："我唯一希望的是，只有當他們準備好行使行政管理職責之後，我們才給他們獨立就好了。"四年後我在倫敦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再次表示了仍在關心這件事。

　　然後他又評論了我亞洲之行訪問過的印度支那的局勢。他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法國應該作出決定：他們究竟是全力以赴拯救印度支那，抑或對此僅是半心半意敷衍塞責。他一邊向人群揮手，一邊打量了我一下說："他們卻作出了要參與但不是全力以赴的決策。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他向群眾微笑了一下後又回過頭來看著我說："副總統先生，世界處在十分危險的情況下，我們兩國人民團結一致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有分歧，這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終究是次要的，報紙上總是把實際情況作了誇張。"

　　這個表面上看來是無關緊要的交談實際上卻有很大的意義。很清楚，他在向我並通過我向政府發出信號，他想要度過難關。兩個月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阿瑟·雷德福海軍上將訪問倫敦時曾就印支問題與邱吉爾舉行過一次令人不愉快的會談。報紙隨即發表的有關此事的謠傳，使英美關係處於緊張狀態。

　　當雷德福敦促邱吉爾幫助法國保住法國在印支的殖民地時，邱吉爾顯然生氣了。邱吉爾粗暴地責問道，試想英國人不曾為自己保住印度而戰，為什麼他們必須為法國能夠保住印支而戰。雷德福不像極有外交經驗的人，他感到，如果英國拒絕與我們一起努力去擊退共產主義者在亞洲的侵略，國會可能對"英國不滿。

　　對此，邱吉爾生硬地回答道："當我們不再依賴美國的援助時，我將感到高興。

　　邱吉爾不願意提議在印支反對越共，因為他擔心共產黨中國會進行干預。他想這樣會導致中美之間的戰爭，使蘇聯捲入，並使歐洲成為戰場，使英國成為一個目標。可是當雷德福向艾森豪報告這次會談時，總統感到意外和震驚。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種種艱難曲折，卻是進行反抗的象徵的邱吉爾看來在東南亞幾乎甘心於失敗了。

　　邱吉爾繼續向群眾揮手致意時，表示了他對原子彈的嚴重關注。他說，對我們來講，談論使用這種"可怕的武器"來進行報復是完全正當的。但是與核武器有關的"壓倒優勢的集中"的理論使他擔心。

　　當我告訴他，我剛剛讀完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四卷《命運的關鍵》時，他評論說，在羅斯福逝世前四個月的那段時間裡，他和美國政府之間幾乎沒有什麼聯繫和了解。接著，他令人吃驚地直言不諱："羅斯福總統病倒，杜魯門總統突然就職時，他不知道他要幹什麼。"他的臉變得極其嚴肅，再次不顧人群而轉向我說："那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一個司令官當他知道自己病了，並且可能不久退出舞台時，他應該使自己的副手及時了解情況。"

　　現在我們離白宮很近了。我說，讀完了他的回憶錄後，我常常感到疑惑，如果同盟國接受他的建議，對南歐"軟腹部"地區發動一場進攻，而不是集中精力在諾曼第發起這場D日的入侵，那真不知將會發生什麼。在我們進入西北門時，他淡淡地說："也許會輕而易舉地得到維也納。"

　　邱吉爾的醫生，莫蘭勳爵的私人日記里關於英國首相訪問華盛頓期間的健康狀況中披露，邱吉爾有時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一旦他出場，凡見過他的人沒有一個感到他有病痛。對於重大事件，他總是不知怎麼地能夠打起精神處理好。

　　儘管在整個訪問期間，正式會談日程十分繁重，但邱吉爾對為他舉行的冗長的、有時我認為是乏味的宴會似乎總是很高興的。他是這樣一類少有的偉大領袖人物之一，他們喜歡閒聊似乎就像喜歡談論震憾世界的重大事件一樣。由於他有午睡的習慣，即使在戰爭年代他也保持這種習慣，這使得他在晚上精神抖擻。

　　在白宮的國宴上，艾森豪夫人沒有什麼大的事情可做，只在邱吉爾似乎難以切開肉時幫他一把。她關切他說，白宮的刀子不很鋒利。席間，杜勒斯用摻了薑汁啤酒的威士忌向客人敬酒時，尼克森夫人間邱吉爾是否喜歡品嚐一杯，他說不喜歡，接著又說道，他通常是在早上八點半喝第一懷威士忌，而晚上則喜歡喝一懷香檳。

　　宴會上，邱吉爾的話題是他過去的經歷。儘管在談話中，他沒讓別人插話，但從不顯得粗魯無禮。就像麥克阿瑟一樣，邱吉爾滔滔不絕的獨白是如此令人入迷，以致在他成為主講人而不讓任何別人插進來時，誰也不會對此感到不滿。尼克森夫人後來告訴我，邱吉爾是她在晚宴上所遇到過的最有趣的客人之一。在他重述他在布爾戰爭中的戲劇性的冒險活動時，他使艾森豪夫人聽得入了迷。

　　我得到最好的機會去觀察我們令人生畏的客人是在他訪問的最後一個晚上，那是在英國使館舉行的男子宴會上。由於外交禮儀，艾森豪又一次沒能出席，所以我就是最高身份的美國客人。

　　大約十五分鐘後，邱吉爾來到我們中間，他向每一個客人致意並站著談了一會兒，但是當國防部長查里斯·威爾遜打算要用相當長的時間講述一件事情時，邱吉爾特意地向一張椅子走去並坐了下來。我也走了過去，他抬起頭來看了看我，咧嘴笑了一笑，並且說："我覺得坐下來比站著要好一些。"

　　在宴會中，我問他三天繁重的會談日程對他有什麼影響。

　　他說，除了幾次"臨時眩暈"外，他覺得這次會談比其他會談要好一些。他用他特有的洪亮的嗓音說："一經接觸你們這個位於大西洋彼岸的新奇的國家，我似乎總是得到鼓舞和重新恢復生氣。"

　　後來話題轉到假期計劃。他說他將坐船去摩洛哥旅行度假：我回答說：我總是坐飛機旅行，因為我暈船。他用一種嚴峻而又引人發笑的眼光凝視著我說："年輕人，不要擔心，當你歲數再大點的時候，你就不會再暈了。"當時我是四十一歲。

　　邱吉爾不僅是一個非凡的歷史創造者，而且是一個歷史學家。我幾乎閱讀了他所有的大量作品，我發現在不描寫他自己直接參與的事件時，他是一位優秀的作者。他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遠遠超過了他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的反應和觀察常常通過故事形式進行敘述。他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報導中的最精彩的著作是《後果》和《東方陣線》，前者描述了凡爾賽和平會議，後者是他在完成了其他五卷後的兩年內寫成的。在這兩本書中邱吉爾都不是主要角色。然而，在他這兩部多卷的歷史著作中，邱吉爾充分地實踐了他著名的格言："創造歷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寫出來。"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邱吉爾在訪問華盛頓時，對美國內戰的興趣總是與日俱增，這次也不例外。在男子晚宴上，他評述道，依他之見、羅伯特·依·李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是空前的最偉大的將軍之一。他說，應該有人"把李為了與南部站在一起，拒絕指揮合眾國軍隊後，騎著戰馬橫渡波托馬克河這一難忘的景像記錄下來，織到掛毯中或畫在畫幅上。

　　他說，戰爭中最偉大的時刻之一終於來到了，在阿波馬托克斯，李向尤利塞斯·格蘭特將軍指出，他的軍官們把他們的馬匹作為私人財產並訊問是否允許他們各人擁有馬匹時，格蘭特說："讓所有的人都牽上一匹馬，士兵、軍官都一樣，他們需要馬匹去耕種土地。"此時邱吉爾環顧一下聽得入了迷的人們，他的眼睛閃爍著光芒："生活在貧窮和戰爭中，這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行動！"

　　我問到關於他與接史達林班的蘇聯領導人之間進行會談的看法。他說，西方必須有一個實力政策，決不能以軟弱的地位同共產黨人打交道。他對我說，他期待著訪問蘇聯，但他不會作出任何束縛美國的許諾。

　　他指出除了戰時的聯盟以外，他的一生都在反對"布爾什維克"，並且說："確信美國人民會信賴我這個了解共產黨的人又是一個反共戰士。"他在結束談話時說道："我想我所作的反對共產黨的事和麥卡錫所作的一樣多。"還沒等我說話，他咧著嘴笑了，身子欠向我，又說："當然了，那是個私下聲明，我決不同意干涉別國的內政！"

　　邱吉爾向我表示他對激進的喜歡挑起爭論的安奈林·比萬的不光彩的詭辯術十分不滿。1947年，比萬作為工黨政府的衛生部長說保守黨員"比寄生蟲還不如"。這些話甚至使他的有些同僚感到尷尬。我自然感到，比萬的話雖然既不文雅又不聰明，然而，在使用尖刻刺耳的語言方面，邱吉爾本人也是罕見的。

　　在指責詹姆斯·拉姆齊，麥克唐納缺少政治上的堅忍性時，邱吉爾曾編造出這麼一個故事：我記得當我還是孩提時，父母把我帶到一個有名的巴納姆的大馬戲院，那裡有畸人怪物的展覽，但是展覽目錄單上我最想看的是一個被稱為"無骨的怪物"。我父母認為，這種情景對我的幼小心靈來說也許會太讓人厭惡和太傷風敗俗了，而我為了看這個坐在財政大臣交椅上的"無骨的怪物"已等了五十年了。

　　他把杜勒斯說成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馱著瓷碗櫃的公牛"。

　　英國議會裡的第一個女議員阿斯特曾經對他說："如果我是你的妻子的話，我就在你的咖啡里放上毒藥。"邱吉爾反唇相譏："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就把它喝下去。"

　　拉博賴特·克萊門特·阿特利在議會講演完畢，邱吉爾說道："他是一個有許多地方值得謙虛的謙虛的人。"

　　喬治·肖伯納送給他兩張戲票和一張便條："帶上一個朋友來看我的戲，如果你有朋友的話。"邱吉爾回了一張便條："我正忙於開幕式，如果有第二個晚上的票時，我會在第二個晚上來的。"

　　邱吉爾有一次提到安奈林·比萬時，他曾經說過，"然而，世上真有理想的懲罰：戰時最能胡說的人已成了和平時期最突出的行政管理上的失敗者。"

　　在使用狠毒語言攻擊別人方面，邱吉爾一定給予別人如同他自己得到的一樣多。

　　邱吉爾在男子宴會上透露了一些有關他的生活方式。在談到英國原子能專家普洛登勳爵時，他說："沒有人給予世界如此之多而索取如此之少。他不吃肉，不吸菸，沒結過婚。"邱吉爾喜歡優裕的生活。我想他會承認，他給予世界的很多，獲得的也很多。

　　他對生活有一定的洞察力，一名傳記作家稱他為："政治活動中的彼得·潘。"晚年放棄了打馬球後，畫畫成了他的愛好。他的粗獷的筆劃和鮮艷的色彩似乎釋放出了他的被壓抑的能量。正如他曾經說的："若不是為了繪畫，我不會活著，我忍受不了各種事情帶來的緊張。"

　　在他訪問華盛頓期間，我們比較了各自的寫作習慣。我告訴他，我發現使用口述機時工作得最好。他的眼睛閃爍著頑皮的笑意說："我更喜歡口述給一個漂亮的秘書而不是一個冷冰冰的無知覺的機器。"他接著說，他有兩個"非常美麗的"秘書。

　　許多年後，美蘇於1972年在莫斯科舉行最高級會談時，我將這件事告訴了勃列日涅夫。這位蘇聯領導人說，他也同意邱吉爾喜愛秘書甚干機器。然後他眨眨眼，笑嘻嘻他說："除此以外，當你晚上醒來並想做點筆記時，秘書就特別有用。"

　　邱吉爾討厭沒有文明的物質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總是帶上一個錫制的浴盆去前線。禁酒期間，他在美國作講學旅行時簽訂的合同規定，在每次講演前他必須收到一瓶香檳酒。

　　1969年我就職不久，白宮的一個年長的男管家告訴我一件事。邱吉爾訪問期間，羅斯福總統邀請他住在白宮，下榻於皇后臥室內。那個房間裝飾華麗，而且有一張非常舒適的床。在邱吉爾的另一次訪問中，羅斯福堅持他的客人應該住在林肯臥室，這樣他的客人可以說他在林肯床上睡過覺。林肯臥室裝飾單調，有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的簡樸風格，房內安放的無疑是白宮裡最不舒適的床鋪。

　　晚上，邱吉爾就寢半小時後，這個管家說他看見邱吉爾身著一件老式睡衣，拎缺乏足夠的認識。我們知道，即使在英國，人們普遍認為邱吉爾是一個好鬥的牛蛇。他的講話似乎過份渲染和誇張。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同情我們所熟悉的內維爾·張伯倫的避免戰爭的決心，也欽佩他承受希特勒的漫罵時的容忍和不失尊嚴。我能夠記得當張伯倫從慕尼黑會議返回英國時大家所感到的輕鬆，他宣佈，他帶回了"我們時代的和平"。

　　只有在1939年，當希特勒最後表明，不征服歐洲他決不滿足時，我們才開始認識到邱吉爾一直是多麼英明，他的預言多麼準確！在突如其來的打擊下歐洲崩潰了，邱吉爾以他的光彩奪目的個性和戲劇性的雄辯才能頃刻間成為傳奇式的人物。邱吉爾善於把握自己的作用，他說："正是這個民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這個人種具有一顆雄獅之心，而我有幸被召喚去發出吼聲。

　　從戰爭一開始，他就特別關心美國。因為他知道它是"民主寶庫"，只有我們的支持——最好的是我們的干預——才有可能拯救英國。從氣質上說，他特別適合充當這種角色，因為他的母親珍妮·傑羅姆就出生在美國的布魯克林。他甚至用某些誇張的語言驕傲地宣稱——傑羅姆家族還有易洛魁印第安人血統。

　　他於1874年出生在伯來尼宮，是倫道夫·邱吉爾勳爵和夫人的長子。在他幼年時，他父母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愛他們，崇拜他們。然而不幸的是，他們兩人都沒有更多的時間傾注於他，使他更多地受益。

　　倫道夫勳爵是一個有才華的而又反覆無常的政治家，他的一生都從事冒險事業並以失敗告終。他以辭去內閣職務表示對政府的一項政策的抗議，而他原以為首相會拒絕他的辭職。但辭呈被接受了，倫道夫從此就再也沒有進入內閣。正好由於早些年前得了花柳病，他的健康也開始走下坡路。除了埋頭他自己的事務外，倫道夫勳爵對他的兒子很少關心，視他為一個令人討厭的人，因為他在學校里表現很差，還因為他增加了經濟已經濟拮據的家庭開支。

　　政治對他的吸引力遠遠超過學校裡的功課。他早就渴望與他父親討論有關的政治事件和當代的名人。可是倫道夫勳爵使他的每一次嘗試都遭到破滅。溫斯頓後來寫道："如果我作出一點兒友好的表示，他馬上就生氣，一次我曾建議說，我可以幫助他的私人秘書起草一些信件，他對我冷若冰霜。"倫道夫勳爵四十六歲就去世了，也結束了他倆之間任何一個密切合作的機會。

　　溫斯頓寫道，他母親"就像夜晚的明星一樣照耀著我。我深深地愛著她，可是總有一段距離"。事實上，倫道夫夫人是一個輕浮的美人，結婚對她喜歡獻媚和與男人交往方面沒產生什麼約束力。儘管她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辨別力，然而她的私通為人盡知。這些人中有重要的人物——威爾斯王子，未來的愛德華七世國王。

　　我偶然想到大部份所謂"新科學"的心理生物學純粹是騙人的鬼話。例如，在他與前大使威廉·布利特合著的一書中，西格蒙德。弗羅伊德認為：崇拜自己父親的伍德羅，威爾遜卻下意識地憎恨他的父親，這種敵意使他與在對外政策上不同意他的人打交道中表現出剛愎自用。這給我的印像是如此的稀奇古怪，簡直是十足的愚蠢。

　　如果想要洞察一個成年人是如何思考和感受的，他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生活將常常提供一條線索，那是普通常識，我也同意。

　　對邱吉爾來說，雖然早年生活上的情感被剝奪，但對他似乎沒有產生嚴重的影響。他為他的父親感到極為驕傲並維護他死後的名聲和保衛了倫道夫為之而奮鬥的許多事業。倫道夫夫人活著看到了她的兒子成為一個著名的戰士、作家和政治家。

　　象麥克阿瑟的母親一樣，她利用與有權勢的人的廣泛聯繫來促進她兒子的前程。她晚年成了溫斯頓的名副其實的親愛的媽媽，並且完全依賴他。

　　就像愛因斯坦一樣，邱吉爾在早年也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平庸的學生。他的一個家庭教師說過："這位小伙子不可能通過哈囉公學考試，他只能通過次一等的學校的考試。"在中國或蘇聯，他不會被當作優秀生送去受高等教育並在政府或是工業部門獲得一個重要的位置。在我去北京的一次訪問中，一位中國教育家自豪地對我說，在中國所有的兒童都免費受初等教育，他接著說，當他們初中畢業後，要參加一次全面考試，只有那些考試合格的人，才允許進入高一級的學校學習。考試不合格的就被送到工廠或農場去工作。之後，他若有所思地說："在我們的制度下，我們為群眾提供更好的教育，然而我們失去了我們的邱吉爾們。"

　　一位有洞察力的學者會發覺邱吉爾身上有非凡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不是通過群眾性的測驗所能知道的。在英語方面，他是一位有才華的人。他討厭拉丁語和自然科學，這些科目成績較差，把他的平均成績拉到標準分數線以下。按分數等級，他被排在哈囉公學的最低的班級。在那個班級里，各門功課中強調英文寫作。"因此，"他後來寫道，"我把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常用英語句子的基本結構上——這是完全值得的事情。"他很快就對英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豐富了他的生活，也豐富了幾代說英語的人們的生活。

　　對於邱吉爾來說，取道於牛津或是劍橋的政治生涯的正常途徑似乎是不可行的。所以他決定進入在桑赫斯特的英國西點軍校，成為一名騎兵士官生。他很喜愛他的軍事訓練，他的學業程度表明：他以全班最優異的成績畢業。

　　年輕的邱吉爾現在審視了一番世界舞台，尋找能夠為他提供冒險的場所。他作為一家報紙的記者前往古巴，報導島上的叛亂分子與西班牙殖民當局之間的游擊戰爭。後來他寫道：當他窺見地平線上的古巴的輪廓時，他產生了"奇妙而又可怕的感覺"。"這是一個正在發生著某些真實的事情的地方。是一個採取至關重要的行動的地方，是任何事情都可能會發生的地方。也是肯定會發生某些事情的地方。我可能會在這裡喪生。"

　　他很快就返回英國，為他接受的第一次軍事委任做準備：去印度服務八至九年。他懷著恐懼的心情展望了他的前程，在寫給他母親的信中說："你無法想像出我是如何渴望幾天後能遠航到一個充滿著冒險和激動人心的地方去……而不是到單調乏味的國家印度——在那裡，我既失去和平的愉快，又沒有戰爭機會。"

　　在班加羅爾任上，邱吉爾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可供自由支配，他決心把這段時間充分利用起來。他每天花數小時練習打馬球，後來成了一名出色的馬球手。他也開始學習過去在學校里從未學到過的知識。他的學習方法是十分廣泛的和有條理的。他要求他的母親給他一套完整的年鑑。這些都是從英國的政治年鑑以及世界各國的新聞彙集而成。他仔細地閱讀，作了筆記，逐步掌握了年鑑所包括的豐富的事實和資料。當他閱讀國會辯論的重大問題的摘要前，他常常仔細地勾畫出對這一特定事件的個人看法。然後把自己的觀點和分析同當時與會者的觀點和分析進行比較。

　　他也要求他的母親寄給他一些英國語言方面的偉大的散文家的著作，特別是歷史學家麥考利和吉本的作品。在熱得使人手腳起泡的印度的下午，邱吉爾的同事們正在睡午覺時，他卻全神貫注幹這些書中的詞句和韻律。

　　不久，他就著手向倫敦的一家報紙發回有關戰爭的報導。

　　對於一個年輕軍官來說，這是一個打破常規的作法，他的許多同事和大部份長官不讚成這件事。當他的關於西北邊遠邦戰鬥的報導出版成冊時，有人用譏諷的口吻建議說，書的名字應該是"一個中尉給將軍們的須知"。這種譏諷伴隨了他一生，可是他從不介意。

　　邱吉爾從來不願遵循常規，認為這樣會束縛他的個性。他對那些依靠限制他人的創造性來保住自己地位的人們來說毫無用處。他被那種把生活減少到最低值的愛事事計較的官僚思想氣得發狂。他藐視下級官員們那種思想界限森嚴，禁止任何人超越一步的心理狀態。吉普林稱他們為"小人物"，並說，那些看來"太渺小而不值得愛、也不值得恨"的人們會"拖垮這個國家"！當邱吉爾反對"小人物"的循規蹈矩時，他竟然常常高聲背誦吉普林的這首詩。

　　美國最近的幾十年中，這個老問題給我們增添了新的麻煩。在我們膨脹起來的官僚政治中，許多刻板的毫無生氣的小人物只關心保住自己的工作，另外也有許多人為了爭取自由主義的原因而在政治上很活躍。因此，要使官僚機構行動起來，總是十分困難的事。現在要讓一個保守的內閣部長，代理機構的董事，甚至是總統促使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見的官僚機構在某些問題上能夠行動起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為了某件他想做的事直接去找最高領導而不把時間浪費在那些不敢越出常規做出決定的下級官員身上，邱吉爾為此激怒了許多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倫敦流傳的有關克萊門斯、勞埃德，喬治和邱吉爾的故事說，這三個人去世後，一個接一個地來到了珍珠門外。克萊門斯首先到達，敲門要求進去。聖波得走出來要求克萊門斯說明白己的身份，以便查閱他的履歷，給他作出永恆的獎賞。勞埃德·喬治也一樣。最後邱吉爾到達，他也敲了門，聖彼得打開了門，要邱吉爾說明身份，以便查閱他的履歷和讓他知道自己的永恆的獎賞。邱吉爾回答說："你究竟是什麼人？叫上帝來。"

　　邱吉爾在印度任職期間，利用了他本人和他母親在社交中所能利用的各種影響說服了基欽諾勳爵，允許邱吉爾隨同英軍追趕在蘇丹境內的伊斯蘭教托缽僧們。這樣，他就作為一名隨軍記者參加了在烏姆杜爾曼戰鬥中的歷史上最後一次騎兵衝鋒

　　1899年邱吉爾離開了軍隊，參加了曼徹斯特的奧爾德姆區的議員竟血-正是他父親所代表的地區。他被擊敗了。這次失敗是一次打擊。在政治上第一次失利後，他寫道，他覺得"這種洩氣的感覺就像喝了半瓶一宿未蓋瓶塞的香擯酒或是汽水。"然而，他畢竟年輕，新的冒險很快又向他招手。

　　作為一名戰地記者，他前往南部非洲報導布爾戰爭。他到達兩週後，在英勇保衛被布爾人襲擊的一列火車的戰鬥中，他被俘，成為一名戰俘。他從布爾的看守那裡逃走了，他們出價二十五英鎊懸賞他——無論是死的還是活的。幾年後，他在自己的書房裡將懸賞他的告示配上鏡框掛了起來，並對來訪者講述："這是我的全部價格？二十五鎊嗎？"

　　當他還在非洲的時候，他以前寫的一部傳奇式的冒險小說在紐約和倫敦出版；三個月後，他的關於布爾戰爭和他在戰爭中的功績一書出版，公眾給予好評，銷路很好。

　　兩個月後，當他回到英國的時候，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十六個選區要求他給予他們這個榮譽：作為他們的代表，參加議會競選然而他再次選擇了奧爾德姆區，並且當選了。

　　溫斯頓·邱吉爾對下院的喜愛在世界上是罕見的。從最深刻的意義上講，自1901年他第一次獲得這個席位起，下院就是他精神之家。通過他父親的家族和他自己的傳奇式的歷史，他把自己看作是下院及其傳統的活生生的一部份。凡是讀到他關於決心重建議會大廈的演講時，令人感到饒有興趣。似乎大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轟炸以前就已經被炸毀了。這不是一個談論大廈建築的人的語言。這是一個十分迫切地談論個人與歷史的關係的人。

　　他受到了新的同事們友好的接待。其中許多人曾和他父親一起服務過，對年輕的邱吉爾幾乎有一種保護的責任。邱吉爾後來寫道，他當時一直在起草、修改然後練習他的初次演說，直到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流暢地演講。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知名演說家，他能使大廳裡數千名聽眾，或使數百萬名廣播聽眾為之入迷。他把嫻熟的英語和十足是天生的表演技能結合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能鼓舞人心，是因為他本人為他所奮鬥的理想所激勵。正如澳洲前總理羅伯特·盂席斯閣下所說，邱吉爾戰時的講演之所以那樣有煽動性，是因為他"學到了這麼一條偉大的真理，要感動別人，演說家、領袖自己首先要受感動：在他的頭腦里，一切都應當是活生生的。"

　　但是，掌握公開講演的技術對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剛開始時，他先寫下然後背熟每一篇講話，對著鏡子練習手勢動作，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甚至採用不同的方法發出咬舌音。

　　1952年在共和黨大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邱吉爾的兒子倫道夫，我告訴他，他父親精采的即席講演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笑了笑說："這些講話也應該是好的，他花費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來寫作並且背熟它們。"在我與倫道夫談話中，我覺察到作為一個偉人的兒子是多麼難呵！我發現他極為聰明、風趣、詼諧，然而與溫斯頓、邱吉爾相比就不免相絀。要是換一個人作邱吉爾的兒子，那麼這一點就更加千真萬確了。

　　作為議會的一名才華橫溢和出身名門的年輕議員，無限美好的前程展現在邱吉爾的眼前，他登上了世界的頂峰。

　　突然，他開始抨擊他的政黨的領導人所採取的立場。當他主張自由貿易政策這一與保守黨官方為保護英國貨物而制定的關稅壁壘政策直接相牴觸時，就引起了一場重大危機。這種由資歷較淺的議員破壞黨規，特別是他們還打算向內閣提議的作法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1904年邱吉爾採取了果斷的行動。他"越過"下院，從保守黨轉向自由黨。在政治上有時必須冒險，賭注要多高就可能有多高，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成功或是失敗。政治舞台以外的人們，或是新來政界的人們往往不明白政治上冒風險的獨有的特性。生意上冒風險是傷腦筋的，但是至少有些科學儀器能部份地預測到可能的結果。但是，在政治上冒風險卻要依靠魄力、直覺和適時地作出決定的能力。

　　今天，整個保護主義的爭論似乎是遙遠的、沒有生氣的。

　　

　　有人不得不懷疑邱吉爾為此而冒這麼大的風險是否值得。但是。邱吉爾是從廣義上來看待自由貿易的問題，包括它與國內就業和英國生活水準等問題的直接關係。當許多英國人無怨言地生活在並不比狄更斯的慘澹小說所描寫的情況為好的環境裡的時候，邱吉爾就看到了廣大的英國公民的生活水平問題將是英國政府在本世紀面臨的重大問題。

　　使他吃驚的不只是英國社會內經濟上的不公正，還由於英國社會不可避免的精神上的創傷。一天，當他在曼徹斯特他的選區街道上行走時，他與助手說："設想住在這樣的一條街道上——從未見過美好的事物，從未吃過可口的食物，從未說過聰明的語言！"

　　經常有些青年人要我列舉一些作為競選政府候選人所必備的條件。可以提及的有智力、直覺、品質以及對偉大事業的信念。許多人具有這些條件；但是，只有極少數人具有政治上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條件——願意冒一切危險來獲得一切。你不應害怕失敗，這並不是說你應當輕率。但是你首先要有勇氣。如果有一個未來的候選人告訴我，只有當他在財政上和政治上得到該黨組織的支持，並且民意測驗表明他肯定獲勝時，他才決定參加，則我會對他直截了當地說："不要這樣做，你將是一個劣等的候選人。"在邱吉爾的整個生涯中，他總是勇敢的，有時是輕率的，但是他從來不害怕失敗。

　　邱吉爾的易黨給他帶來的衝擊波是巨大的。他的許多朋友們公開地指責他是一差別是多麼明顯！今天，因擔任公職取得成就而受到許多人讚同和尊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侵犯私人生活的危險性日益增大，對進入政界首先需要付出各種代價和經受各種揭露的事對許多人來說簡直起了阻礙作用。這必然會影響到願意擔任公職的男人和婦女的質量和數量。

　　1906年邱吉爾三十二歲時，才第一次在自由黨政府內獲得內閣成員的職位。在以後的幾年內，他擔任過六個內閣職務，對於每一職務他都懷有極大的好奇心和花了巨大的精力。作為商務部大臣，邱吉爾給立法機關的領導提供了動議權，這就為現代英國奠定了基矗"此外，作為內政部大臣，他首先提出給煤礦工人八小時日工作制和要求在礦井裡設有安全設備；他禁止地下僱用十四歲以下的男孩；店員要有法定的工間休息；建立最低工資制：建立全國性的勞工交流以減少失業；實行了重大的監獄改革。

　　事實上，這些成就是今日英國福利政府的開端。但是，即使他頒布了這些改革，邱吉爾還是在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劃了一條鮮明的界線。在一次講話中，邱吉爾認為他的方法最好，他說："社會主義謀求使富者下降，自由主義謀求使貧者提高；社會主義會扼殺企業，自由主義會從特權和偏愛的桎梏下拯救企業……；社會主義提高法規的地位，自由主義提高人的地位，社會主義攻擊資本，自由主義攻擊壟斷。"

　　他在立法上做出的成績是巨大的。他是有創造性的、吸引人的和愛爭論的；但給人第一個印象，他似乎總是粗魯和不老練的。在他需要朋友的地方他樹立了許多敵人。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人們對他比較了解以後，這種壞印象能夠得到扭轉。

　　但是第一個印象通常是難忘的。正如他的一個密友所說："第一次看到溫斯頓時，你看到的是他所有的缺點，之後你花費餘生的時間去發現他的美德。"

　　象邱吉爾那樣有著易激動的性格和脾氣的人在政界中是司空見慣的。1947年當我第一次進入眾議院時，那裡極易發怒的人和一些不可思議的行為古怪的人比比皆是。但是隨著電視的發展使得政治人物均質化了，在均脂牛乳中，奶油不會浮到頂部。這同樣適用於均質化的政治生活。

　　過去，我們傾向於欽佩那種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風格上有勇氣標新立異的政治領袖。但是今天，為了不使過度曝光而變得蒼白，或顯得過份或失去平衡，絕大多數政治家不得不或者偽裝作和藹的，不傷害他人的態度。"不要興風作浪"似乎已成了大多數新一代的政治家的行動準則。

　　我並非認為在政府裡需要有怪人或者是狂人。但是我們不妨有幾個有創見的思想家和冒險家。我們的年青一代的政治領袖們需要知道，若是你想成功，只有一件事比犯錯誤更壞，那就是遲鈍。有時我也感到疑惑，象邱吉爾和戴高樂這樣偉大的有獨創性的人物，能否倖免於我們的政治領袖們今天所不得不遇到的為一些小事在報紙上接二連三地遭到攻擊。

　　邱吉爾為他的高壓手腕付出昂貴的代價。他幾乎沒有什麼密友，但卻有許多敵人。據斯·皮·斯諾講，即使對邱吉爾十分鍾愛的喬治勳爵也認為他是"有點像傻瓜"，在他成功之際，一切都是美好的。他的果敢的，我認為是卓越的計劃——為了早日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派遣了一支突擊隊在達達尼爾海峽的加里波里登陸，被拙劣地修修補補地執行，給他的批評者們提供了所需的武器，以降低他的威望。他被趕下了台，擔任一個榮譽職務。

　　他對此無法忍受。倒不是因為他計較這一場爭論，也不是因為他的自負受到挫傷，當然也不是因為他懷疑如果一切按照他的計劃行事達達尼爾遠征可能成功。真正使他難受的是，他失去了決定事件進展的能力。就像他的助手所說："情況越糟糕，他卻越果敢，越平靜——正是這種該詛咒的閒散無事的感受使他如此沮喪。"

　　就在這個時刻，邱吉爾第一次遭受到他稱之為"黑狗"的折磨——週期性的令人疲憊的幾番消沉使他一度接連幾周都打不起精神來。還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另一位散文大師，英國第一部詞典的編纂家，塞纓爾·詹森也遭受到同樣的折磨。他在那段時間裡感到痛苦是可以想見的，這也許倒為他這個本來是樂觀的、精力充沛的人提供了為未來戰鬥做好準備的條件。

　　給他提供的和平和快樂的取之不竭的一個源泉是他的婚姻。1908年他與克萊門蒂·霍齊爾結了婚，正如後來他寫的那樣，他們"自從結婚以後，生活得很幸福。"誠然，美滿的婚姻並不意味著它從無煩惱。邱吉爾夫人是她丈夫的最堅決的支持者和最熱烈的信徒，但是她從來就不喜歡作一個職業政治家。

　　她也不能容忍她丈夫的許多政治上的朋友和密友。既然他不能放棄他的政治生涯，他們必須達成某些諒解。有許多時間他們不在一起生活。他忙於公務，而她則去法國或是他們在倫敦郊外的鄉間別墅里度假。邱吉爾從不對其他婦女表示過任何興趣，他們經常通信，書信內容詳細，這些信件極好地反映了他們彼此間深切的愛和信任。

　　二十年代初期，邱吉爾似乎已不被重視。當他剛剛四十六歲時，許多新一代政治家已把他看作青年人。他有過坎坷的、然而是卓越的經歷，他似乎不大可能被繼續提升，人們還保留著對他易黨所帶來的殘存的不信任。他也無法擺脫達達尼爾遠征招來的痛苦的反責。

　　1922年是邱吉爾經歷幾次低潮時期的最低點，當時急性闌尾炎手術使他無法參加競選活動。由於他無法施展自己的卓越的演說才能，他被擊敗了。這是二十二年來第一次他不是下院的成員。正如他略帶嘲諷地說："一瞬間，我發現自己沒有職務，沒有席位，沒有一個黨派，甚至沒有闌尾。"他的情緒很低落。

　　勞埃德·喬治的前助手之一當時看到邱吉爾後報導說："溫斯頓是那樣的低沉，整個晚上他幾乎沒說一句話。他認為他的世界已經接近末日——至少是他的政治世界。"

　　塔利蘭德曾經說過："在戰場上，一個人的死亡只有一次，在政治上，一個人的死亡只是為了東山再起。"邱吉爾的生涯顯然證實了這個真理。當然，一個諺語對一個剛剛落選的人只不過是一點點慰藉。因為我自己落選過幾次，我品嚐過這種

　　斯坦利·鮑德溫首相原打算任命張伯倫任財政大臣，讓邱吉爾當衛生部長。但在最後一分鐘，張伯倫出入意外地說，他想當衛生部長。所有的其他大臣均已指定，而邱吉爾正在接待室等待。鮑德溫就改變腳本，問邱吉爾是否願意作財政大臣，這使邱吉爾為之大吃一驚。邱吉爾抓住這個機會騰然而起。

　　在邱吉爾任財政大臣的四年里，爭議迭起。無論從哪方面講，這是一件難以成功的使命。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後果，英國的經濟仍然很虛弱。為了使經濟能在可靠的基礎上獲得真正的復甦，許多著名經濟專家敦促進一步緊縮財經。軍方則要求撥給大筆新的軍費開支，以便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過來和重建英軍的霸權地位。

　　沒有什麼人為這高昂的社會福利計劃說話——諸如，國民養老金計劃和寡婦兒童保險。這個計劃正是邱吉爾決心制定的。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有關發放養老金的計劃，在稅收條例方面，他採用了一些新的變革，從而減輕中等階層納稅人的負擔，並且，通過刺激生產力和投資來增加就業。

　　我認為，作為財政大臣的邱吉爾的名聲，可能遭到了和赫伯特·胡佛那樣形象受到扭曲的類似的問題。他們兩人時運不佳，任期正是在1929年世界住的蕭條時期。如果不由當權者負責，又該由誰來對這一災難負責呢？胡佛不像邱吉爾，他沒有吸引人的熱情的性格。因此，他也無法使人們了解他是怎樣深切地關心著他們的困境。數十年後，當我了解胡佛後，我發現他雖然外表相當生硬，冷若冰霜，但卻是一位靦腆的、敏感的、熱心腸的人。在他任總統期間，只有他的密友和家人看到他講到失業者的痛苦遭遇時淚水曾奪眶而出。

　　一個意想不到的運氣曾把邱吉爾抬得很高。現在，幾股不在他控制之下的勢力又把他攆了下來。一個冗長的、孤獨的、令人心灰意懶的政治上的在野時期又開始了。不景氣的"黑狗"經常登門侵擾。邱吉爾沮喪地寫道："我被拋棄，遭孤立、拒絕和受人厭惡。"

　　在這期間，他寫了幾本書，其中包括他的六卷《莫爾巴勒》和《偉大的同齡人》，同時，他還為雜誌寫了大量的文章。今天的許多文學評論家嘲笑邱吉爾的文風過於華麗，甚至言過其實。但是，我認為，除了他戰時的領導能力外，他的書籍就是他的最大遺產。

　　他所採取的一些立場，更使他增添自行其是、不可靠的名聲。他強烈反對政府讓印度獨立的計劃，為此，他辭去了斯坦利·鮑德溫的影子內閣職務，在自己和任何可能重新掌權者之間構築起一道無法彌合的鴻溝。由於支持國王愛德華八世企圖在與兩次離過婚的辛普森夫人結婚同時保住他的王冠，他再次離開黨的隊伍。他以提醒議會警惕德國迅速地重新武裝的危險來開始他的競選活動。

　　不管對他在印度問題和國王退位問題上的是非功過如何評價，他關於德國威脅的警告，卻使他成為在一片自欺欺人聲中的真正預言家。邱吉爾的預言使他能成功地起到卡珊德拉的作用，因為他定期從軍事部門的那些為他們上級的盲目性感到憂慮的文職人員那裡得到內部情報。確切地講，使得邱吉爾有可能起到這樣的作用的正是這一小部份人，他們的身份現在才為大家所知。沒有他們提供的事實和數據，他可能會立即被當作好戰鼓吹者而不予置理。

　　除非人的本性會發生改變，否則人們總會為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而洩漏情報。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目的是為了個人向上爬。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是因為人們擔心他們認為是錯誤的某一項政策所帶來的危險性。也許有人會提出詰問，那些洩漏三十年代有關德國重新武裝的情報的人們受到讚賞，然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向報界洩漏越南戰爭的人們卻受到譴責，這不是自相矛盾的嗎，問題是，這兩種情報有本質的不同，對後看來說，我們正處於戰爭狀態。當《紐約時報》開始公佈五角大樓的文件時，已經有四萬五千多名美國人戰死在越南，而且每週都有大量的人被打死。為試圖結束戰爭，我們正在進行極為機密的談判。然而，除了五角大樓的文件以外，還有其他許多東西象洪水般地被洩漏出來——破壞了我們的談判，致使戰爭不是縮短，而是延長。我可以肯定，這不是洩漏文件人們的意願。然而，這無疑是他們的行動所帶來的後果。

　　洩漏給邱吉爾的消息是經過選擇的，使他在議會關於政府政策的辯論中能夠陳述問題。向邱吉爾提供消息的人士做夢也沒有想到要把他們的原始情報交給記者去發表。我確信邱吉爾也會認為，在戰時洩漏五角大樓文件是一種叛國行為。

　　1939年夏天，當納粹摧毀波蘭這一突如其來的悲劇發生時，邱吉爾的警告得到了證實。張伯倫立刻召回邱吉爾，任命他為海軍大臣——他二十五年前擔任過的職務。"溫斯頓回來了！"這一令人滿意的信號從倫敦發到了全英國的艦隊。

　　顯然，信譽掃地的張伯倫已不可能繼續長期佔據首相位置。但是，無論張伯倫還是國王都不希望邱吉爾來取代他。他們更喜歡哈利法克斯勳爵。1940年5月10日，只是當首相不能由上院產生的決定被勉強通過後，六十五歲的溫斯頓·邱吉爾才最後出任這一職務。他寫道："大約早晨三點鐘正當我要去睡覺時，我深深地鬆了一口氣，我終於贏得對全國發號施令的權力。我彷彿覺得和命運女神在一起散步，並且覺得我過去的全部生活正是為這一時刻和這次考驗作準備的。"

　　如果人們設想邱吉爾當時不當首相，繼續留任海軍大臣去指揮海戰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的話，這倒能夠使人們找到一種客廳遊戲的樂趣。但是，我知道沒有哪一位領導人會花費許多時間去思考它。為考慮生活中的"倘使……將會怎樣？"就會寸步難行。

　　在美國，如果1952年是羅伯特·塔夫脫而不是艾森豪當選總統的話，情況又會怎樣？塔夫脫在選舉後的十個月就死於癌症。如果邱吉爾死於1939年又會怎樣？他會被看成是英國史上的一些形象生動的失敗者之一。他的墓誌銘上將會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偶然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邱吉爾的運氣、堅韌不拔、才能和長壽再度得到報償。

　　當邱吉爾作為首相第一次向下院發表演說時，他說："我沒有什麼可以奉獻出來的，只有鮮血、辛勤、眼淚和汗水。"

　　他完全有理由再加上一條：領導能力。如果沒有他的領導，英國不可能生存下來，西歐不可能得到自由，美國現在也許成為一個在敵對營壘中壁壘森嚴的島嶼。"從來沒有一個人為這麼多的人做過這麼多的事。"用這句話可以解釋他戰時最值得紀念的一次講話的意義。

　　當他們的地位突然發生顛倒時，邱吉爾十分寬宏大量地對待內維爾·張伯倫。邱吉爾堅持張伯倫應留在政府內，並讓他參加所有的會議。邱吉爾沒有公開批評張伯倫，卻相當和藹地講到他的前任的高尚的目的。這種寬宏大量的行為在任何一個國家裡都是政治活動中最好的典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沒有表現出如此的寬宏大量。在他任總統的十三年中，他從未在任何場合邀請胡佛去過白宮。哈里·杜魯門當選總統後，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請胡佛出席在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會議，使胡佛熱淚盈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邱吉爾提供了一個與他非凡的能力和個性相稱的舞台。只有在可怕的戰爭環境裡，偉大的領導能力才能顯示出來，這似乎是生活中可悲的事實。

　　英國最偉大的首相之一是羅伯特·皮爾爵士。他作出了廢除"穀物法"的強硬決定。但是他沒有象迪斯雷利或戰時住在唐寧街10號的其他首相那樣為人們廣為懷念。在美國，情況類似的是詹姆斯·波爾克，根據歷屆總統的能力和業績，他可能排在前四、五名。艾森豪則是另一種範例。他結束了一場戰爭並且保持和平達八年之久。但是，許多人認為艾森豪總統不如杜魯門總統那樣堅定、果斷。因為杜魯門總統於1945年8月由於歷史的偶然性曾下令投擲了原子彈。因此，在大多數歷史學家心目中，發起戰爭比結束或是避免戰爭，更應是衡量人物偉大與否的尺度。

　　儘管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被徹底打敗了，就邱吉爾個人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簡直不算勝利。

　　正是斯·皮·斯諾注意到了邱吉爾在其著名講演中說過的一句話："為了主持英帝國的解體，我沒有成為國王的首席大臣。"這個講演是富有戲劇性的，至少是不太真誠的。因為很清楚，只要在1940年出任首相者必須履行視察職責。即使沒有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在戰後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的決定，英帝國內部要求獨立的勢頭也已經勢不可擋。邱吉爾試圖阻擋這個勢頭就會像卡奴特王命令潮水不能再湧來淹沒他的雙腿一樣。

　　甚至德國的失敗對英國人來說也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結局。邱吉爾知道，如果需要一個抗衡蘇聯的堅如磐石的力量和使大陸得到穩定，那麼德國必須重建。他也知道德國不得不從廢墟中重建並恢復元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比英國遭到部份削弱更為可齲當德國在重建時，一座新的現代化工廠取代了被炸得粉碎的工廠。英國，雖然作為戰勝國卻不得不對付著使用那些即使在戰前也已經十分陳舊的工業設施。結果是，殘敗國變得比戰勝國更富有、更強大。

　　英國人民也不得不繼續在配給匱乏中生活。他們厭惡地認識到，儘管他們竭盡全力、忍受痛苦和作出犧牲，英國也已不再能像以前那樣在世界事務中起主導作用了。

　　英美聯合問題早在戰爭開始前很久就是邱吉爾關心的主要問題之一。在戰後年月裡，聯合問題更為迫切。邱吉爾之所以需要它，是因為在三十年代，它被視為加強兩國繁榮昌盛的手段，在四十年代，它是英國倖存的先決條件，在五十年代後期，他把它看作是形成對付蘇聯共產主義在歐洲和在世界擴張的包圍圈的唯一途徑，到六十年代，我猜想他把它作為保持英國對世界事務影響的唯一途徑。

　　戰後，為了維護英、美聯合，邱吉爾不得不吞下了許多苦藥丸。在珍珠港事件後，我們參戰前的兩年期間，英國為了據守一條防線抵抗希特勒而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價。儘管我們的傷亡是大的，但是他們的傷亡無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比我們的傷亡大得多。他們對我們的努力是非常感激的，因為沒有我們，他們不可能倖存。但是他們也應該了解，沒有他們，面對著完全處於希特勒控制之下的歐洲，我們也不可能生存下來。現在，他們已感到有必要聽從美國的看法和意見了。

　　領導的火炬已經傳給了我們，不是因為我們有更大的才能，而是因為我們有更大的實力。我不是說邱吉爾公開地表示妒忌或不滿。但是情緒的低落可以想見，英國人肯定不高興地認為："以我們幾個世紀來在外交政策和世界重大事務方面的豐富經驗，難道在領導藝術方面我們會真的不如這些美國人嗎？"1954年，在我們的會晤和對話中，我已經覺察到英國官員們包括邱吉爾在內，似乎已經相當順從，幾乎是不抱什麼希望的了。

　　雖然美國有許多有才幹的外交人員，但是，在我出國訪問期間，我發現英國的影響仍較大，他們的外交官通常要比我們的知識更廣博、素質更好。我認為，美國今天的決策者們在作出重要的決定之前，首先應主動地徵求歐洲同僚們的意見，而不只是事後磋商或通報情況，這樣做必將得益非淺，我們必須記住，那些最有力量的人，不見得是最有經驗、最聰明、最具敏銳的洞察力或是擁有最完善的本能的。

　　即使邱吉爾覺得美國在戰後不久的對蘇政策是出奇的天真，他也沒有把兩國關係推到破裂邊緣。在他試圖教育我們的同時卻繼續奉承我們。許多人忘記了他的關於鐵幕的著名講話的中心點是極力主張以英、美聯合作為對抗蘇聯擴張主義的最好手段，當時，這個帶有預示性的講話引起了廣泛的爭論。

　　埃莉諾·羅斯福說，她認為這種說法是危險的，議會中一百名議員把它斥之為廢話。

　　在三十年代，當邱吉爾向世界提出了威脅來自納粹德國時，許多人不願正視它。在戰後發起成立聯合國時，許多人希望和祈求一個國與國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和平、友好的新時代已經到來。當他們在四十年代未聽到邱吉爾提出的關於蘇聯擴張主義危險的警告時，又有許多人不願相信。但是他又是對的。他又一次走到時代前列，對公眾輿論是引導而不是尾隨。

　　在戰爭期間，為了打敗希特勒，邱吉爾作好了接受任何必要的幫助的準備。在納粹入侵蘇聯時，邱吉爾歡迎史達林加入反對希特勒的營壘。許多批評家責備他對史達林的態度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回答說："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獄，我想我會在下院為魔鬼說句好話。"

　　邱吉爾與他的另一個主要的夥伴羅斯福相處得很融洽。這位美國總統曾經寫信給邱吉爾說："在同一個十年中與你相處是件有趣的事。"邱吉爾在提到羅斯福時說："見到他時就如同你打開第一瓶香檳酒一樣。"

　　但是，兩人經常在政策上有嚴重的分歧。邱吉爾認為羅斯福堅持要德國無條件地投降是災難性的，並且認為讓戰後的德國轉變為一個農業國的摩根索計劃是荒謬可笑的。最重要的分歧是他們對蘇聯究竟應採取什麼樣的政策。起碼說，從1940年的卡廷大屠殺事件開始——當時據說有一萬名反共的波蘭官員被蘇聯人殺害——邱吉爾就認識到史達林在戰後可能會像戰前的希特勒那樣貪得無厭。當時，羅斯福對英國帝國主義似乎比對俄國的疑慮更大，"溫斯頓，"他曾經說，"這正是你無法看到的事，一個國家可能不要求獲得即使他們可以得到的土地。"

　　正如亨利·格倫沃爾德在1965年所寫：

　　邱吉爾發覺自己與羅斯福之間的隔閡愈來愈大。羅斯福並不考慮美、英聯合起來反對"喬大叔"，他竭力想在邱吉爾和史達林之間扮演一個仲裁人的角色。從此，一系列災難性的協定開始達成了。其中包括波蘭丟失給共產黨，把俄國人帶入抗日戰爭的行列……，給了俄國人在亞洲的領土和經濟特許權，這些特許權使中國落入赤色分子之手。

　　如果邱吉爾能夠勝過羅斯福，則事件發展的結局會迥然不同。

　　他對羅斯福愈益信任史達林而憂心忡忡，並把這歸咎於總統健康惡化。羅斯福去世後，他擔心，與羅斯福很少溝通聯繫的杜魯門正受到天真的親俄國的國務院的影響。

　　邱吉爾確信，阻止蘇聯佔領整個東歐是很重要的，因為他擔心蘇聯不會放棄東歐。1945年4月初，他寫信給艾森豪，敦促他派遣美國軍隊進駐柏林、維也納和布拉格。他說："我認為我們應當儘可能地在東方和蘇聯人握手，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當俄國人向西推進時，艾森豪卻按兵不動。

　　兩個月後，邱吉爾在給杜魯門的電文中再次提出警告，催促他儘早召開波茨坦會議。就是在這篇電文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成為行將到來的冷戰的象徵性的語言："我懷著深切的憂慮看到美國軍隊退卻到中部地段我們的佔領線一側，使蘇聯的勢力深入到西歐的心臟，並且在我們和通向東方的一切事物之間降下一道鐵幕。"

　　邱吉爾認為讓蘇聯人橫行東歐，艾森豪要負很大的責任。艾森豪不是像邱吉爾那種類型的將軍。盟軍司令官的堅定和在邱吉爾看來，缺乏想像力的指揮風格以及他的隨和的性格也許就是構成他異常和睦的原因，並且構成了盟軍司令部內部合作的特點。僅僅這一點就是贏得這場戰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邱吉爾後來推測，如果當時由麥克阿瑟任歐洲最高指揮官的話，美軍不會不採取行動而眼巴巴地望著東歐屈從於蘇聯的統治。

　　艾森豪把邱吉爾看成是一個偉大的領袖人物。邱吉爾死後不久，他寫道："我通過和他戰時的合作感到，整個地球似乎成了這個能人的操場，他幾乎能在同一瞬間處理有關部署海陸空三軍那樣刻不容緩的問題和探索遙遠的未來。他仔細考慮那些嚴陣以待的國家的即將到來的和平時期的作用，以及為他的聽眾勾畫出世界命運的輪廓。"

　　這番陳述足以證明他對邱吉爾十分尊敬，然而，他與邱吉爾又有分歧，在我們白宮的會議中，他很少提到邱吉爾。在一個非常偶然的場合里，他曾告訴我，邱吉爾是那些他必須與之打交道的人們中最難對付的人之一。因為無論他作什麼事，他總是那樣易動感情。他說："迪克，你知道，在辯論到他的方案時，他竟然哭了。"我能夠想像出一幅艾森豪不舒服地坐在那裡，而邱吉爾的眼裡充滿著眼淚的場面。

　　在領袖人物中，這倒並非是個異常的性格。例如，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試圖讓我同意他們的觀點時，有時也行將淚下。然而，對於他們，我就不了解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為了得到我的好處而作的表演。

　　我並不懷疑邱吉爾在需要的時刻或由於自己的講演而失去自製力的時候也會流淚。然而，他是一個有真實感情的人。莫蘭勳爵的日記中記載著，當邱吉爾知道在他中風後，有可能無法繼續擔任領導工作時，他激動得幾乎流淚。他的秘書說過，當他口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黑暗的日子裡他的最著名的一篇演講的結束語時，就像小孩哭訴一樣："我們不會投降或失敗，我們將堅持到底。我們將在法國作戰，我們將在海洋上作戰，我們將信心百倍、實力倍增地在空中作戰。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我們的島嶼，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陸地上作戰，我們將在山崗上作戰，我們決不投降。"

　　日益認識到戰爭結束將給英國帶來的一系列新的重大問題這一點，肯定使邱吉爾感到極大的痛苦，但是最大的打擊還未到來。

　　1945年7月25日，邱吉爾離開了一起參加波茨坦會議的史達林扣杜魯門飛回倫敦計算戰後第一次大選的票數。那天晚上他因胃部劇痛而驚醒，這是即將來臨的不祥之兆。選舉結果就像一個晴天霹靂一樣打擊邱吉爾和世界上其餘的人們。工黨贏得了壓倒優勢的勝利。保守黨被趕下了台，克萊門特·艾德禮擔任英國的新首相。

　　一旦贏得了和平，傑出的戰時領袖受到排斥的現象並不鮮見。戴高樂也是這樣。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戰時造就的偉人的素質並非在和平時期一定為人們所需要。成功的軍人一政治家惠靈頓，華盛頓和艾森豪則屬例外，絕非規律。

　　這是怎麼回事呢？當邱吉爾默默地坐在那裡承受其結果時，肯定會這樣問自己：這難道是對他不僅承諾而且已經交付了勝利的應得的酬謝嗎？他像往常一樣用嘲弄來掩蓋他的痛苦。當他妻子告訴他："也許這是偽裝的祝福"時，他回答說："此時此刻，它似乎偽裝得那麼巧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正如邱吉爾本人十年前在他的《偉大的同齡人》中所寫："最輝煌的時刻消逝得最快！"

　　大選帶來的恥辱，大英帝國不再能完整地生存下去，美國已經取代聯合王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以及在發起冷戰時期英美聯合的難於維持，所有這些肯定使邱吉爾在此期間非常不愉快。有人認為他可能會利用這個機會退休，躺倒在戰功簿上。1947年當我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議員去英國時，我所接觸過的人中沒有一個指望邱吉爾能重新執政。畢竟他已是七十二歲的老人了，並且最近中過風。

　　但是，真正理解邱吉爾的人中沒有一個會認為他會在恥辱的環境下屈服。他堅持在下院作為反對黨的領袖達六年之久，直到1951年10月保守黨重新執政，他再次出任首相。即使在好萊塢的電影裡，這樣的重新執政看起來像是虛假的，但是別人看來是虛假的，對溫斯頓·邱吉爾來說卻是真實的生活。

　　當邱吉爾七十六歲再度肩負起首相的責任時，人們普遍認為，他的授權將比他過去任首相時範圍更大。人們還認為，在他圓滿完成凱旋榮歸後，他會把統治權移交給他選定的繼承人安東尼·艾登。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放棄權力就像難於放棄自己的生命一樣。

　　1970年我在貝爾格勒時，把這件事告訴了狄托總統的夫人。她告訴我關於她丈夫最後一次會見邱吉爾時的情況。當狄托走進房間時，邱吉爾滑稽地衝他咆哮說："你知道，在戰時我不喜歡你，但是你既然站在與俄國人相對抗的立場上，我發現我更加喜歡你了。"事實上，這兩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老戰士顯然相處得很好。

　　邱吉爾最終退出政治舞台時已經八十多歲了。他那時抽雪茄和喝酒都已嚴格定量。精力仍舊充沛的狄托大口噴吐著一支大號的邱吉爾牌的雪茄，喝完了他自己的蘇格蘭威土忌後，把邱吉爾的也喝了。邱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