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發聲

2010年9月28日，阿瑟.佩恩在紐約曼哈頓的家中去世，他的盛名再次被人們頻繁提起，但是無論是「新好萊塢」還是「後古典好萊塢」的名頭，它們都不足以表述阿瑟.佩恩,唯有《雌雄大盜》這部電影本身，可以使他跟隨它所傳達的不老的精神，一起不朽。

說實話，我不喜歡《雌雄大盜》這個充滿噱頭的意譯片名，它遠不如《邦妮與克萊德》那樣來的直截了當，它們並無深意，只是普普通通的兩個名字，但是它所具有的獨立而強烈的存在感，應和了這部電影自身的氣質。這種氣質使《邦妮與克萊德》這部電影得以傳世，並成為影史的常青樹，其意義大大超過那些追加的名頭、被固化的史實和概念，所謂「新好萊塢主義的發軔之作」和「分水嶺」，大抵都抵不過「這是部關於人的電影」這樣切實而簡潔的評論。相對於他所打破和反叛的那些關於電影史上的陳規，阿瑟.佩恩所塑造的邦妮與克萊德這兩個人物更具生命力，即使在今天，我們完全剝離了經濟大蕭條的時代背景，依然可以從人物本身的言行上，看到一種毫無隔閡感的東西，在跨世代傳承。

影片一開始，我們看到邦妮在房間的鏡子前體態慵懶，百無聊賴，但是她的眼神卻如此凌厲而桀驁，生活不能給予她太多足以打破沉悶的契機，但顯然她並沒有甘心就範。所以當她看到克萊德企圖盜竊她媽媽的汽車時，面對這個小偷，她第一時間流露的不是驚慌和不安，而是充滿好奇地上前去搭訕。我想中國的父母在看到這樣的段落時一定會把心揪得緊緊的，因為這樣的接觸意味著危險地來臨。自然，這一定是會鬧出事端的一次邂逅，這是講述一個故事最基本的規律，然而就像多數父母對孩子的擔心一樣，只是看到了一時的處境，而忽略了更深層的現實因素。

克萊德在電影裡看上去相當成熟，他有著對這個世界獨到見解和認知，這些都令邦妮充滿神往，而他關於邦妮無趣生活的一系列猜想，更是徹底征服了她，但事實上，克萊德的成熟只是假像，他並不具備參透一切的睿智，他只是善於發現和表述，然後推己及人，說猜中的關於邦妮的一切無聊的生活，事實上是他自己的生活，也是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普遍的生活狀態。

當大多數人都失去了對生活的參與感，那麼一定是社會出了問題，也一定會有人首先站出來，向人們示意他們的存在，在世界範圍內的近代史上，學生總是以最積極的態度成為各種運動的先鋒和尖兵，心態莫不如此。所有那些煌煌大義都不過是歷史的追封，而於那一刻的年輕人，他們離政治、陰謀、破壞、顛覆甚至正義都很遠，他們只是希望藉此發聲，以感知自我的存在。

儘管沃倫.比蒂和費•唐娜薇在片中的扮相稍顯成熟，但是從他們的言行舉止可以看出，他們是多麼稚嫩，這難免讓人聯想起現在，這些在網路時代泡大的孩子們，他們以驚人的資訊攝取量獲得某種間接的經驗，看上去是一種成熟和早慧，然而對於這種「成熟」的張揚，很快讓他們原形畢露。比如克萊德對於世相冷峻的論調，其實不過是一種虛張聲勢的自我保護，在逃亡的過程中他輕易就流露出了他的焦慮和他對親情愛情的重視和依賴。

他們都是被時代催熟的孩子，又被時代轉身拋棄，備受冷落，他們原本有著和常人無異的關於世俗幸福追求，但是社會剝奪了這種理想實現的可能性，使他們不得不另謀出路。邦妮與克萊德的行為與有動機的犯罪相去甚遠，充其量也只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對社會的無厘頭式參與」，所以他們一路上行劫，事實上得到的和在乎的都不是金錢本身，報紙對於他們的報導更加令他們興奮，他們甚至天真地彼此謙讓，到底該讓誰更出名。這點讓我不可避免地想起彼得.威爾的《楚門的世界》裡的楚門，雖然在從形式上二者不盡相同，但是從精神實質上來看，他們都是與世隔絕的個體，並且相對於楚門的被操控，邦妮和克萊德這種自得其樂的認真演出更見悲情。

他們在用一己之力對抗整個社會體系的傾斜，所以他們的悲劇命運在一開始就是註定了的，但與此同時這樣的充滿「堂吉訶德」式的戰鬥並不是了無意義，他們最終會喚醒那些沉睡的意識，哪怕是極小的一部份，也會在完整的沉悶中打開一個缺口，直到有一天，如耶茨所言：一切都崩落，中心再難支承（things fall apart/the centre cannot 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