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協遷就，手法失當，刻意迎合」

亂翻某國外影評，兼帶自己的解讀（括號內）
 



作為上映後被推崇為經典已有十年之久的史蒂芬·史匹柏的《辛德勒的名單》，在一部份人眼中卻已經成為為被輿論誤導的失敗作品。需要的嚴肅直面的時，它卻經常過於討巧。開場段落的波蘭戰敗猶太人被德軍點名註冊的段落，鏡頭對這一事件的呈現的不是納粹的非人道，反而某種喧囂和興奮。而其中最不能讓人忍受的是其輕快的表現方式。特寫鏡頭下，猶太人一個接一個特地陳述自己的名字。這裡哪有絲毫的非人道可言？儘管劇本需要將猶太人表現的更人性化，但是在這個開場鋪墊情節中，卻是在用娛樂片模式去表現這些人。也許這種指責有些過於追毛求疵。但類似的問題的確不斷地出現在整部影片當中，直至辛德勒結尾的演講而達到頂點——儘管有時候，效果還是不錯的。通過錯誤、厚顏無恥地操縱將辛德勒作為聖徒去刻畫，大大弱化了觀眾在之前近三個小時中去體驗到的苦難和恐懼。


（這段以前確實沒注意。但是特意翻出碟來重看，發現確實如文中所說。不同的猶太角色特寫與打字機滴答作響的畫面反覆切換，倒是具有一定視覺衝擊力，也一定程度照應了「名單」的主題。但卻沒有製造出應有的悲劇效果。）


與猶太人段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辛德勒的出場頗具神秘感。他的臉在呈現給觀眾之前至少用了二十多個鏡頭！雖然其中有敘事方面的考量，但對於影片要表現的更大的主題卻難免引起爭議：猶太人是簡單的；非猶太人是複雜的。史匹柏以一種非常低級的方式傳遞出，非猶太人是必需要審視自己的靈魂以理解大屠殺的殘酷，而猶太人則不能。斯氏把自己當成了引導觀眾參觀一場無關痛癢的狩獵活動的的導遊。這種簡約化處理，一度被本·金斯利所扮演角色有所緩和。然而種族的重負依然是其所不能承受的。Embeth Davidtz作為被虐待婦女的轉變可以說很不成功。而其他猶太角色則根本沒有任何深入挖掘。從這些角色身上，感受更多是笑料包袱。猶太人的經歷也多是輕微的諷刺和殘酷的幽默。影片幾乎在用一種毫無感覺的抽象方式去看待這場人類歷史上的空前浩劫。

（辛德勒的出場的確是讓人費解。為什麼要如此方式去介紹心理救贖前的辛德勒？在那種鏡頭所產生氛圍中，怎麼看此人都不像是為納粹為虎作倀的德國無良商人，而更像是個打入敵人內部的我軍高級間諜！雖然無需上綱到如文中作者所說的此處是表現只有非猶太人是複雜的云云，但個人依然認為，史匹柏這種處理方式似乎從一開始就把影片的主人公給定調了——此人不簡單，而且是個英雄人物！——於是乎，後面的所有關於這個角色心靈救贖變化的情節都變成了走過場。

而什麼叫「殘酷的幽默」？回想一下，似乎是：避免苟斯繼續濫殺無辜，小孩走出隊列哭著指認剛剛被槍殺的猶太人。應該說，孤立地看待這場戲，小孩的出人意料的急中生智確實使觀眾在殘酷情景下不免會心一笑。但聯繫上下文分析，此種「殘酷」表現的是否適當？在稍早的段落中，影片已然交代了苟斯毫無緣由地殺戮：他打死了施工提出異議的猶太女工程師。而那麼在這裡，難道狡詐的他就理解不了小孩其實是在扯謊嗎？他就不會照樣毫無緣由的打死這個勇於在他面前耍小聰明的小孩嗎？畫面沒有跟進，但顯然小孩活了下來。所以鏡頭一轉才有了，被辛德勒決定將其列入名單之中的情節……可以說，在此，導演史匹柏製造戲劇效果，卻有意迴避了納粹殘暴性格的一致性。）


辛德勒的角色倒是張力十足。但即使如此，詮釋的仍然不能說成功。神秘揭示之後，辛德勒展現了他的黑暗面——與走投無路的猶太作不公平的生意。他是一個臭名昭著的騙子。他告訴那個獨臂人他擅長表演而非工作（可能這就是為什麼善於推銷的史匹柏，發現這個人比其他所有大屠殺作品中的人物更有吸引力的地方）。他充滿魅力，卻又令人難以琢磨。在經歷了那個感激他救命之恩的獨臂波蘭人被殺之後，辛德勒的轉變在所難免。可史匹柏卻沒能意識到，他對於主人公的這種轉變的刻畫有些誇張。而且始終在通過與苟斯這個變態惡魔的強烈的視覺對比去進一步渲染。

轉變趨於結束，辛德勒的偉大也臻於完美。而他與苟斯的關係也在變化，並發展到為了拯救生靈必須和更強大的惡魔進行交易。可是這種變化，表面上生動有趣實則存在明顯戲劇性缺陷。因為辛德勒所做的這個交易在經濟上無利可圖。史匹柏極力呈現了納粹的淫逸奢華，但人們對於大屠殺期間的辛德勒的財富走並不關心。至於苟斯，從一出場開始就對著他管轄的這個「城市」抱怨連天。費恩斯，帶給影片以某種活力。但這種活力是為了弱化觀眾道德感。他始終是邪惡的，不折不扣的瘋子。他讓觀眾目睹一個壞人所能表現的所有恐怖，從而簡化他們的道德意識。苟斯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殺戮，其實並沒有讓觀眾更清楚地去認識那數百萬猶太人的大殺戮。給令人恐懼的東西帶上人性化面具使其更為合理。為猶太女傭所吸引，以及被寬容理念所短暫迷惑的等表現苟斯人性化的段落，不過就是一個三維角色轉變為二維角色而已。


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散落與影片各處。其中辛德勒在死亡列車上尋找他「跟班」斯坦時，便以官僚手腕反制官僚作風（比費恩斯所扮演的苟斯更可怕和真實可信）。但當最終火車開動，營救轉變為動作戲後，有些令人洩氣。而發生在逃亡中的母親、女兒、少年好友之間的小插曲則頗具真誠的震撼力。因為它聚焦於特定時刻複雜的人性與道德的抉擇。但接下來的「紅衣女孩」情節卻有些可笑。所表達的資訊以及背景音樂相當老套。很明顯，和辛德勒一樣，這個孩子被凌駕於其他所有人之上。


（「營救轉為動作戲」？形容的有些誇張。其實作者想說的似乎應該是，既然辛德勒的「發配到蘇聯前線」的官僚式恫嚇起了作用，那麼這場戲即可告一段落。導演根本無需再畫蛇添足地用火車啟動辛德勒急追的後續情節製造緊張（更何況追了幾步之後火車馬上就停了。也沒有製造多少緊張）。結果最終反而使影片節奏顯得拖沓。

其實對於此情節的討論，可以引申出一個問題，即在類似於表現大屠殺之類的悲劇影片中，到底如何安插以調動觀眾情緒為目的的戲劇性情節（諸如使其產生進悲憫、憤怒、緊張和焦慮等等）？哪些東西因可能破壞整體風格而不該加入；哪些東西又是可以加入，但卻要注意適度否則就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個人認為，其實對《辛德勒名單》不滿的很多人除了主題和立意之外，更多是在上述問題上與史匹柏產生較為嚴重的分歧。）


導演不相信觀眾能夠在善與惡的界限不夠清晰的情況下子自己得出結論，也能夠夠深刻領悟大屠殺的悲慘（對比《鋼琴師》的結尾，主人公與德國軍官成為朋友）。當人性在最困難的境地仍然閃爍的時刻，才是感人的（在本片令人厭惡的送別的結尾段落中，猶太人送給辛德勒的禮物的情節是唯一令人動容的地方。感謝那個由金牙鑄成的戒指的隱喻）。而在悲慘段落中表現邪惡中人性也是可以的。但在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這樣處理卻是不夠的。本片的每個段落都能看出「匠氣」，都可能看出意識形態上妥協。也許最令人生厭的是史匹柏在這場大悲劇中，反覆提醒觀眾上帝是無處不在的。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將不可能變為可能：辛德勒賭21點救女人；德國人開了兩槍都卡了殼；辛德勒與紅髮女孩的嚴重不靠譜的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可能是，在苟斯的絞刑上發放救濟的情節。對此，人們可以說都是在表現了偉大信仰。但對我而言，卻是對死去的人們的一種侮辱。史匹柏的電影總是對特定人群中的極少數人寵愛有加，所以他根本無需去證明上帝站在他們一邊。儘管這些情節未必不能打動觀眾，但本人依然認為僅僅靠著屠殺猶太人的時彈奏莫扎特、女人在地窖被毆打與納粹擊掌娛樂的交叉剪輯等諸如此類的技巧和手法，是無助於人們更深入地理解當時的情況。

 
（關於「卡殼」問題，羅曼·波蘭斯基在他的《鋼琴師》中做出了修正：德國鬼子只要簡單的換個彈夾補開一槍即可！摒棄了做作的所謂戲劇性震撼，卻增加了真實的殘酷。德軍殺回馬槍血洗猶太區時彈莫扎特的段落倒的手法確實有些老套。當然，如果屬於照搬歷史，那也無可厚非。可如果純屬導演為了追求煽情效果的憑空創造，那只能說效果不是很好。）


約翰·威廉士的音樂有的時候很完美，做到了與情節水乳交融。但另些時刻卻明顯較差。本片的黑白攝影，如果能出現在另外一部沒有這麼多道德缺陷的電影中，也許成就更大。十分討厭本片的那種電影和寫實性紀錄片的過份誇張的反覆交替的風格，對它難以產生共鳴。而出現在納粹俱樂部的光，居然被處理的與辛德勒工作的猶太人神聖光輝一樣熱烈。考慮到影片的主題，如此誇張表現手法十分不妥。同史匹柏的許多藝術抉擇一樣，本片的風格化分散了應有悲慘效果。更糟的是，圖像本身還有著如此頑固的雷同感。史匹柏利用集中營的圖像基調榨取觀眾的認同。但由此建立起的大屠殺的圖景卻因為過份熟識，反而缺少了痛苦感。

《辛德勒的名單》，有很多理由讚賞它。比如視野令人印象深刻，有著出色的商品價值，現代人的視角，以及對那些有這方面喜好的人們講述一個故事等。斯坦利·庫布里克曾經對此片表達的明確的批評，在此不妨轉述。他說：「辛德勒的名單是關於200個活著的猶太人的故事。而大屠殺是關於6百萬死去的猶太人。」這種觀點可以從史匹柏對於克拉科夫猶太人區的逃亡那場戲的設計中略見一二。一個人在計劃通過下水道逃生。好萊塢式的故事模式確實更關注於倖存者，而非受難者。更明顯的地方，則在接近影片結尾的名單上的人是否能夠及時從奧斯維辛轉移過來那段情節。驚悚懸疑效果形同嚼蠟。在紐約時代一篇吹捧此片文章中珍妮特·馬斯林寫到，「史匹柏先生確信，通過此片人們會以不同的角度去認識那場大屠殺，以及他本人。」但本人卻認為《辛德勒的名單》是一部充滿著妥協遷就，表現手法失當，刻意迎合觀眾的電影。所以對上述評價實在不敢苟同。

 
（相對於本文作者所強烈抨擊的結尾的告別演說，更不滿於火車誤入奧斯維辛最後被成功轉出的情節。個人將其歸入上面提及的破壞真實和深刻而安插的虛構戲劇性情節的範疇。究其原因，和史匹柏的對於辛德勒名單的這一題材的表現側重有關。其實仔細想想，在此歷史事件中最能表現主人公心靈救贖深刻性的地方在哪裡？是對猶太人的再認識並將其陸續列入名單嗎？是與兇殘的苟斯鬥法嗎？是用水龍頭給封閉在列車中猶太人澆水嗎？似乎都不是。而是他最後高價買別家炮彈去充當自家產品而保全一干猶太工人的生命！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已不只是考驗良知和傾家蕩產的問題，而是真正關乎個人性命安危：在軍需供給上欺騙納粹的結果不言而喻！但「不幸」的是，由於缺乏安插苟斯之類的反面角色的空間，無法滿足好萊塢類型電影所需要的推動情節發展的善惡對立的角色模式，導演史匹柏只能將此「高危階段」的展現大幅從簡（從猶太勞工入營到蘇軍解放）。但同時又不願忍受相對平淡的反高潮，所以斯氏便編織了一段運送名單上的猶太人的火車誤入奧斯維辛的的製造懸疑的情節去調動一把觀眾情緒。

庫布里克的批評意見，正中要害。史匹柏好萊塢首席大導的地位和身份，註定此公的戰爭題材作品不可能具有徹底的反戰和人文關懷。無論是《辛德勒》《拯救大兵》還是《兄弟連》滲在骨子裡的，還是對自由、民主以及個人英勇主義的美國主流價值觀的宣揚。但本人又不主張簡單地將反戰深刻與否作為對於此類文藝作品的判斷標準。因為反戰精神、人類和平難道就一定是終極真理嗎？你真的能確保所謂人類和平的追求一定能造福子孫萬代嗎？看著近些年快速加劇的氣候變暖、兩極冰融、海嘯、颶風、地震等巨大的自然災害不禁要問，缺少制約高速發展的人類文明，對地球和人類自身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在物極必反面前，為什麼人類持久和平可以獨善其身？……當然了，這些扯的有點遠。點到為止。

回到史匹柏。也許此公的問題與美國電影界長期以來滲透在骨子裡自卑心理有關。總害怕別人說他們沒文化傳統和底蘊。所以最佳影片經常就要頒給給有著所謂宏大主題的作品（勇敢的心、與狼共舞）。而導演方面，不少人潛意識裡總自覺沒創作過「終極人文關懷」作品，就不算是真正的電影大師（比如伍迪艾倫的伯格曼情結，和史匹柏）。其實，百年世界電影史已然昭示世人，宏大、崇高的題材未必與導演水平和地位成正比。否則，希區柯克早就名落孫山了，而莎士比亞、托爾斯泰作品等文學名著改編影片也早將《公民凱恩》取而代之了。所以，老斯的當務之急就是好好反省重新定位，再不要愛慕虛榮附庸風雅了。當然，期間也急需提高加強對中國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