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氏孤兒》：從復仇到悲劇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傳統中國文史不分家，司馬遷「杜撰」一篇門客程嬰、公孫杵臼為恩主趙朔復仇的故事，名曰《趙氏孤兒》，因其文學價值被近人王國維稱之為：「即列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先秦時代，是一個以小共同體為本位的社會形態，門客對主公有較強的人身依附性，封建制下的權責關係通常不會越級，大夫對諸侯負責，諸侯對天子負責，而門客只需對主公負責。門客中多數只是「蹭飯」吃，可不乏有與主公惺惺相惜者，遂引為知己。程嬰和公孫杵臼便是這樣的門客。當趙氏一族三百人被屠岸賈滅門，僅留下呱呱墜地的男嬰，二人便當仁不讓也無可選擇的承擔起「復仇」的重任。

    傳統社會由於缺乏公民社會才有的平等獨立的司法體系，正義和公平的存在是有邊界的，這使得自助正義即復仇就有了法學意義上的必要性。作為文學作品的程嬰和公孫杵臼的復仇，具備傳統社會除血親復仇之外的現實合理性。

    既然在有限條件下復仇是合理的，那是不是這樣的復仇就都可以稱之為義舉呢？血親復仇是一種生物性的反射，你殺我我殺你的單純行為顯然和價值取向無關。公孫杵臼犧牲性命和程嬰犧牲親生骨肉只為保住趙氏孤兒，在這之前，他們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對話，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這種捨生取義的審美人格正是先秦時代所提倡的義士品格。當公孫杵臼和程嬰寧可犧牲自我、忍辱負重、歷盡艱險也要完成復仇的使命，支撐他們的正是這種忠義價值觀。

    既然復仇未必就是義舉，那復仇就一定是悲劇嗎？在關於「悲劇」的諸多定義時，我發現，有一種補充通常是一致的，即悲劇能夠使憐憫憂傷痛心等日常情感得以淨化和昇華，激起觀眾的悲憤和崇敬。可見，悲劇不僅僅和命運、人性有關，而且包含著一種令人信服的超越性意義，並且這種力量能夠戰勝一切，最終決定了主人公的命運。由此，偉大的悲劇才會具備人類精神史上不朽的意義。

    復仇的動因未必就是純粹的，也許公孫杵臼和程嬰只是由於善良和不忍之心，才一步步被逼上了復仇之路或者說是英雄之路。復仇的過程未必就是堅定的，越王勾踐面對己身恥辱尚且需要臥薪嘗膽才能堅定信念，證明復仇的信念再強烈，也會隨著時間淡化。更何況，如果走上十字架的真相里也包含著基督曾受到最後的誘惑，那程嬰又何以能夠一顆紅心永不動搖的堅持十五年呢？可是，在經過無數人性的試煉後，在經過動搖和懷疑之後，程嬰的復仇成功，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豐滿，更看到了心中所尊崇的價值的力量。

    再讓我們來看看電影《趙氏孤兒》吧。導演陳凱歌一向熱衷展現人性的複雜，上一部復仇作品《荊軻刺秦王》因為過於放大人性近乎駭人而落了個觀眾「看不懂」的評價。看不懂不要緊，電影不必承擔每個人都看得懂的義務，尤其對於頗有人文色彩的菁英人士陳凱歌，曲高和寡也是一種褒獎。但僅僅想通過鋪展人性就獲得認同，也是件很費力不討好的事。張藝謀《滿城盡帶黃金甲》便是一例，彷彿除了人性之外，也別的了，而似乎人性，雖然強烈，也粗淺了些。中國當代電影的價值觀模糊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也彰顯了當今社會價值觀的普遍缺失。大部份國產商業片，如果能迎合一些大眾文化的小趣味小情調小熱點，就算不錯了。至於價值觀，還是儘量迴避吧。

    話說回來，陳凱歌是如何詮釋他心中的《趙氏孤兒》呢？

    首先，影片取消了公孫杵臼和程嬰密謀復仇的問題。影片裡，處理公孫杵臼的段落有些草率，如果試圖把公孫杵臼也塑造成一個義士，那表現力是較弱的，公孫杵臼不再是原本故事中非常重要的合謀者甚至主導者，他仍然是整個故事不可缺少的環節，卻與故事的核心復仇行為無關。

    既然公孫杵臼和程嬰的密謀關係不存在，那前文所述的義舉式復仇的意義也就隨之消解了。程嬰口中反覆沉吟待到復仇之日「我要讓他（屠岸賈）知道他是誰，知道我是誰」，聽上去更像是個人復仇，而趙氏孤兒只是他復仇的工具。程嬰表面上接受了親生骨肉被摔死的慘劇，只稱「這就是命！」，但卻心心唸唸我要讓他知道我是誰。這種故事的編排在人性上當然是合理的，如我前文所述，程嬰的復仇也是相對正義的，他讓趙氏孤兒與屠岸賈培養出感情再手刃屠，只是復仇設計層面的問題，不作討論。

    其次，影片放平了人性，把復仇歸置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語境中。程嬰善良謙和，遭遇變故後忍辱而堅韌，葛優扮演起來格外有親和力，讓人頓生同情。屠岸賈在趙盾趙朔父子二人的政治淫威之下受到掣肘，憋了不少窩囊氣，也未必就一直是個春風得意的小人形象，尤其是和程勃（趙氏孤兒）的父子情，屠岸賈表情細微處豐富而動人，王學圻演得入木三分。甚至是復仇之日決鬥的幾個回合，也一直保持著電影敘事不事張揚的平穩節奏。陳凱歌經過「一個饅頭的血案」後，在電影把握上確實放鬆了許多，使復仇這樣一個本來沉重而殘酷的故事，壓抑的色彩弱化了許多，也不乏鮮花綠草、歡聲笑語和人情味。

    然而，如果僅靠鋪陳人性和人情，是否就可以支撐起這樣一部復仇大戲呢？竊以為還是不夠的。《史記》、元雜劇的《趙氏孤兒》，以及今日的電影，都有著各自不同的闡釋系統。司馬遷有文人士大夫的價值觀作支撐，元雜劇則渲染了黑白忠奸的道德色彩和強烈的戲劇張力，而今人遇此題材，是借他人的酒杯，澆心中之塊壘呢？還是回歸古典精神，受其滋養和啟發，從而完成當今時代的價值追問呢？我想，至少，電影《趙氏孤兒》還不是一出真正意義上的悲劇。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