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時代飛

拍這片子的時候，約翰·福特已經六十八歲，一隻眼睛全盲，已經進入在哪兒出問題都有理的境界。美國主旋律嗎？倒不如說是反諷。當歷史的車輪從韋恩這樣的「純爺們兒」頭頂輾過去之後，建立起來的是一個吵吵鬧鬧的民主制度，一套不見得多麼高尚的社會規則。片尾那場雜耍風格的選舉，根本沒有表現出任何導演的敬意。而他和韋恩在現實生活中，也都是純粹的保守黨人。他似乎只是在按照大眾的口味，安排一個「政治正確」的結局：不把「史密斯先生」選到華盛頓，觀眾是會往螢幕上扔柿子雞蛋的。但是，這個「史密斯先生」永遠也沒有勇氣說出真相（也是「潛規則」不允許他說了）。他所代表的正義和希望的後面，同樣藏著一塊私慾的污點。

然而韋恩死了。和所有靠子彈說話、靠一個女人的心活著的人一樣。他親手結束了自己。斯圖爾特的生死關頭是他自己找來的。如果韋恩不開那一槍，他就會無聲無臭地完成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死亡。然後，小鎮的一切恢復平靜。韋恩的情敵消失了，他在悍匪面前的威懾力仍在。被一個外來的熱血青年擾亂的叢林秩序重新恢復平衡。他只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外人。但韋恩開了那一槍。從此葬送了自己的幸福，成全了別人的生活。是不是只有這種脊樑骨夠硬、心靈耐得起折磨的人，才有資格去做給歷史鋪路的石頭？無論怎樣，新時代從他的頭頂呼嘯而過，把他遺忘在了路基上。於是，他就躺在那裡，連鞋子也沒有了。

儘管那個酗酒的新聞工作者（他也和那位精明、健康的後輩主編形成了鮮明對比）很好地完成了榜樣的使命，讓我們看到言論自由的捍衛者不光要會應對跨省而來的警察，還要能經得起貨真價實的地痞惡霸的三板斧。但是，我始終沒有看出福特對如此流血犧牲換來的「社會秩序」抱有聯邦黨人式的熱情。十二年後，他的下一代人，山姆·派金帕把掏心的話化作傾盆的子彈，徹底顛覆了所謂的秩序世界。這似乎是新老兩代導演不同的價值觀使然，但也許每一個出色的西部片導演在內心深處都是秩序的反叛者，否則他們不會沉溺在荒野之中。即使是《不可饒恕》的那種蒼涼，與其說是來源於西部神話的破滅，不如說是對既成事實的厭倦——殺手也會老去，老到上不了馬打不準槍。而同時，一代一代新的惡和野蠻仍在橫行。作惡對某些人而言總是那麼容易，如同殺人對某些人而言總是那麼難。這和秩序不秩序，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火車可以從無到有，人可以分成車上車下，但仙人掌花卻總在那一個地方開放。至於時代和歷史，愛飛就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