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善良的人，只有善良的事實

記者這一行有一個著名的倫理故事，一個叫凱文•卡特的帥氣攝影師曾憑藉一幅作品得到美國新聞界最高獎——普利茲獎，這幅作品叫《飢餓的蘇丹》或者《禿鷲與女孩》，上面有一個瘦骨嶙峋蜷縮的非洲女童彎曲在地，旁邊是一隻虎視眈眈的禿鷲。這是一幅成就的作品，也是一幅毀滅的作品，它讓全世界看到了非洲的現狀，另一個方面，它也帶給了攝影師死亡。年僅33歲的凱文•卡特在普利茲獎頒獎禮2個月後，在車內用一氧化碳自殺。他最後的遺言說：「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
痛苦來源於語言的力量，如同語言佔據我們生活的份量。雖然很多人因為圖片而關注非洲的飢餓問題，但也有很多人指責凱文沒有人性，不趕開禿鷲而先選擇了拍下照片，此外還有生活的窘迫，一同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凱文選擇離開這個被語言粘膩充溢的世界，留下了永恆的關於記者倫理道德的問題。
爭論被留下了，被討論著，我們給自己定位的身份符號會決定我們的行為，我們的行為往往由我們與事物之間的關係決定。高貴神秘如黑天鵝，一樣不能免俗。
《黑天鵝》講了一個異化與被異化的故事。芭蕾舞演員妮娜終於被選中為《天鵝湖》的主演，壓力頗大的她總在無意識中傷害自己，在整個演出及準備過程中，人格分裂的跡象愈發明顯。為了同時演好白天鵝和黑天鵝，她刻苦練習尋找突破，她不斷見到可怕的幻象。終於，她成就了《天鵝湖》及《天鵝湖》中的自己，帶著致命的傷口完美結束了「自殺天鵝」的舞姿。
娜塔麗•波曼在片中的表演上佳，她詮釋的妮娜有在生活中那種隨意滴淌的柔弱，更暗湧了在藝術之路堅持中的剛強。她看到幻象中的莉莉要取代她的位置飾演黑天鵝時，用碎玻璃刺死她，這時舞台響起上場音樂，她喃喃道：「My music……（我的音樂）」迅速處理屍體後就化妝上台。最後她發現原來她刺傷的是自己，仍堅持完美地表演，最後跌落在軟墊上，說：「I』m perfect……（我是完美的）」
她是天鵝，她是芭蕾，她是她的藝術。
妮娜是一個不斷對慾望及需求壓制的人，她的體內除了她常態的自己，還住著她的黑暗面及她媽媽，這種多重性也是她分裂的來源。（我們每個人在成長後體內都會住進我們的父母，雖然他們不一定時時在我們身邊了，但早已在早年就種下了他們的種子，並日夜呵護。）常態、黑暗面、父母的影像本來勉強可以和平共處，卻在妮娜對芭蕾的執著中不再平衡，進而造成異象和衝動。芭蕾是她的邪教。
妮娜在片中的常態就是一隻溫柔的小綿羊，話不會大聲說，總是避免傷害別人，會為別人的痛楚而不忍，楚楚可憐，你不得不說這都是天使的化身。可是就這樣一個人，也可以為了芭蕾的榮譽，夢想的重量，在意象中狠心刺傷他人，在事實上嚴重傷害自己。她善良嗎？她不善良嗎？在每一個角度都可以找到一系列的說辭和理由，最後卻是唯一答案的空洞。
人性是複雜的，這幾乎已成為一句正確的廢話。任何善者都有行惡的可能，任何惡人也可能有善的靈光。人們喜歡堆砌所見所聽，來構建對對方的喜好，對自己好的，就喜歡，不好的，就討厭，不好也不壞的，就消逝。這種構建來源於互動那個雙方的關係，就像我對新聞傾向性的看法一樣，永遠沒有客觀性。如果把一個人是他做過的選擇和事實，，就會發現：沒有善良的人，只有善良的事實。我們是雜食動物，也是混合體。
作為一個記者，他的天職是報導事實，挖掘真相，不惜一切代價；而如果作為一個人，他又應該具備應有的人文關懷，去理解，去擁抱。作為一個芭蕾演員，她的天職是無上地追求藝術，不惜犧牲；作為一個人，她應該有相應的體諒和自我寬容。
我們究竟是不是我們的工作？究竟是不是我們的身份？
我們自己本身也是符號，這種符號性無時不在撕扯我們，危險的不是有那麼多的符號植入在身上，危險的是本體不知道自身符號的附著性。這種看來理想化的說辭認為，凱文被責備的只是身上作為攝影師的那一部份，完全沒必要搭上整體性的毀滅。也可規勸妮娜本體自我的那部份與芭蕾那部份是同存的，割裂二者總會讓其中一方萎縮。
萎縮掉的總是會被置於一種道德性的指責。記者的職業在天然地與他者互動中，有極大的可能損傷一部份人的利益。平台是最大的權力，也成了利器，作為記者可以去觸碰的東西，作為一個人不一定可以。調查記者王克勤說：「我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是一個公民，最後是一個記者。因為我媽媽生我下來的時候我首先是一個人。」但這不過是他的答案，甘迺迪遇刺的時候，一個記者瘋狂地拍照，旁邊一個女人拉住他說：「上帝啊，他在流血！」記者轉過頭來大聲說：「Shit！女士！這是歷史！」
只要工作還存在一天，這樣的爭論就不會停止，人類永恆的無解的命題之一。我們永遠都有可能被指責缺乏人性或玩忽職守，踐踏道德或能力不足，優柔寡斷或冷酷無情。我們是我們的選擇本身，人類永遠有無窮的可能性，在這裡，借用連岳叔叔的一句話：「最高的道德，是寬容。」


親愛的，希望你早日找到自己，了解所需，學會與自己和平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