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無意識和冷漠

我所不熟悉的福柯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歷史是塑造出來的，它充滿了人為的技巧和動機，因而可以動搖，可以改變，前提是擔負這一使命的人必須具備改變它的勇氣。」這也是我看完《十二怒漢》之後產生的感想之一。
我很少看黑白電影，一是覺得它們太過古舊，必定沉悶老土，再者眼睛早習慣了色彩絢麗的視效怕得不到欣賞的享受，而選擇看這部50多年前的老片也僅僅是因為它出現在豆瓣250的名單上，為了達成看完250的目標，我決定也像看《迷牆》一樣一邊刷著豆瓣小組一邊開著播放器，等到電影放完，便可以理直氣壯地點擊「看過」的標籤。而且很多所謂的經典都是過譽的，我總這樣認為。
而這部電影在開始後不久便抓住了我的眼球，並最終迫使我停下刷豆瓣的手將播放器開到全螢幕，電影結束，我目瞪口呆。這何止是神作，這簡直就是神作！
電影的形式極度簡化，簡化到如同隻剩一個長達90分鐘的長鏡頭，一個房間，十二個人，一件事情。奇巧的構思，傳神的演技，電影的製作者用90分鐘將一件殺人案從來龍去脈講述到細枝末節，同時還向觀眾展現了十二個人的不同身份、秉性甚至家庭背景以及對案件的態度和轉變，全片沒有一處無用的鏡頭，沒有一句多餘的台詞，簡直就像在一個水晶球中雕刻出一個完整的世界，令人嘆為觀止。
影片的立意在於突顯美國司法制度的公正和對人性以及正義的探討，而我在此想談一些看影片時我頭腦中所衍生出的個人想法，即他人的困境對於我們究竟意味著什麼。
寫出這幾個字讓我不得不想到蘇珊桑塔格生前的最後一部著作《關於他人的痛苦》，我還未得幸閱讀這本書，只知道它仍是一本攝影評論，大約探討的是面對慘不忍睹的攝影作品時，作為觀看者的我們該報以怎樣的感觸。在《十二怒漢》這部電影中，因被指控殺父的18歲少年面臨被判死刑的困境，十二名與少年完全無關的陪審員在影片一開始即給出了兩種反應，11人認為有罪，1人認為無罪。而隨著影片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對於少年的困境，其實影片給出了三種反應，一種認為有罪，一種認為無罪，而第三種，則是無關或者說盲從。即當面臨一項於己無關並且不太知曉底細的事情需要作出判斷時，我們往往會追隨人數較多的一方。這是一個我們最熟悉不過的社會法則，少數服從多數，或者叫從眾心理。一部電影的評價很高，我們便也買票去看，之後也連連稱讚唯恐落伍；在逛街時看到某個店前人頭攢動，我們也會湊上前去，甚至不一會兒就會排起長龍。這很正常，也可以理解，畢竟不可能人人都是鑑賞家，而好奇心亦人皆有之。而若當這熱鬧是某個人正在遭受痛苦呢，若你的選擇或許會事關一個生命的存亡呢，是不是也會看見前面的人舉起手來，我們也不思不想的把手舉起呢？我們常會抱怨世界的庸俗和不公，其實造就這些庸俗和不公的可能除了我們自己沒有別人。而當佔據多數的一方義正言辭並且高聲確定，自己又急於趕去看一場即將開始的比賽時，誰會願意去做那個唱反調的人呢？影片中亨利方達所扮演的8號陪審員與其說是正義的勇敢的，毋寧說是清醒的，因為持有「合理懷疑」的原本並非只他一人，但他不肯從眾，他選擇做他自己。而反對方中也有一位清醒的，就是那位戴眼鏡並且不怕熱的先生。真正交鋒的其實只是他們二人而已，這是一切的開端，無關乎正義的英雄主義，只是獨立的自我思維而已。而其餘的十人，則扮演的是充滿偏見、冷漠、懦弱和無感的眾人。
人類擁有感情，卻往往又冷漠透頂。除了自己認識的人，我們對所有陌生的人都保持防禦甚至攻擊狀態，我們曾不幸受騙，於是所有的陌生人都可能是騙子，我們都曾目睹過一個老人在自己面前摔倒，而四週卻無一人上前攙扶反而唯恐避之不及。我們都曾被教導「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並且深信不疑。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我們住在房子裡，我們建造了無數的城市，並且劃分開來，我們構建了許多的郭嘉，並且嚴格區分界線。我們一邊努力撇清與他人的關係，一邊在自己所屬的城市和郭嘉尋求著身份的認同。我們以自己的郭嘉取得成績為榮，我們卻對鄰居家的哭聲置若罔聞。我們沒有價值觀，社會的價值導向就是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從沒想過什麼人生態度，我們只是地球這個巨大蟻冢中的一員。我們像一群集體無意識的水母，浩浩蕩蕩地行進在緩慢變化的巨大洋流之中。
集體的冷漠和無意識是比罪惡本身還要嚴重的多的事情。從歷史中我們不難找到這樣的佐證，大眾總是缺乏獨立思維的，因此也最容易被煽動和利用。大眾無疑也是衝動而平庸的，就像多米諾骨牌，只要給一點推倒的力量，就會觸發連鎖反應，如從山頂滾下的雪球，一發不可收拾。而當大眾犯下了錯誤，除了事後的矯正和悼念，基本沒有挽回的餘地。而大眾的錯誤也是無人可以指責的，因為那責任太過龐大，龐大到一個郭嘉都不敢承認，龐大到人們會覺得，那是歷史，是必然會發生的無可奈何的事情。
柏拉圖說過一句無用的話，「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說它無用是因為多數人根本不會承認那是真理，而若當真有一日，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表示贊同時，那仍舊不會成為真理，因為只是多數人和少數人發生了互換而已，這是個無法破解的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