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遊戲：人性回歸

在最基本的層次上，每個文本都是一種政治幻想，電影作為一種文本格式也不例外，飽含著無意識的政治投射。由出生於愛爾蘭的導演尼爾•喬丹執導拍攝的《哭泣遊戲》正是這樣的一個文本典範，《哭泣遊戲》這部在愛爾蘭共和軍游擊活動的外衣下探討人性話題的電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承載了導演尼爾•喬丹的純真理想；導演試圖通過這個同性戀情的故事將人性在恐怖組織和活動中被擠壓扭曲，如何回歸本真，達到自我救贖進行闡述。
當大多數人在觀看這部電影並將其列入同性戀電影的範疇時，樂此不疲的談論導演關於異裝癖秘密的設計時，已經從形式上拋棄了它深厚的內在意義和藝術價值，未免要抱怨他們一句取其糟粕，唾之精華，暴殄天物。

困頓中的求索
亞里士多德說過，人是一種政治動物，一語道破人生在世誰都無法逃脫政治陰影的秘密，顯然哭泣的遊戲中將這觀點直接昇華。愛爾蘭這個美麗與動盪交織在一起的國度需要有英雄式的人物出現進行拯救，於是費格斯一批義士們充當了這個角色。但影片從一開始渲染的低下綁架手段中已然揭示愛爾蘭共和軍早已是窮途末路，到後來的暗殺、挾持等手段齊齊上陣時這個組織更是落草為寇，與恐怖組織毫無二致。經驗告訴我們，在這個時刻可以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去集體刻薄愛爾蘭共和軍這個失敗組織的。
這種圖窮匕見式的困頓不見得為每個失敗者所接受，於是在陣營中形成了對立，一方是以費格斯為代表的勇於承認失敗醒悟者，一方是以朱迪為代表孤注一擲的偏執狂。故而不同的價值追求造就了電影中不同的結局—醒悟者的存活，偏執狂的滅亡。

自覺的意識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費格斯存活也並非偶然，這跟他本人的性格密切相關，他是一個道德自覺者。良心未泯的他性格軟弱，無力，多少有些牆頭草的味道，只能盲從的跟隨他人，也讓他理所當然成為了組織中的小士卒，而非領袖人物；在面對不休的人質時沒有暴徒的絲毫戾氣，反而選擇了傾聽，這種在亂世中仍堅守尊重個體和生命固然是難能可貴的，但不符合他應有的戰爭邏輯。此刻的他明顯的身份與性格開始出現背離，從這我們也不難推斷他參與共和軍很有可能是迫不得已跟政治苟合，暫時屏蔽自己真正的價值觀，而這也註定了終究會覺醒。
費格斯覺醒的過程中，黑人俘虜喬迪顯然勝任了心理醫生一職，喬迪與外表不符的話語讓人感到震驚。費格斯也就在他喋喋不休的睿智言辭中被催眠，對自己的價值取向和組織產生了懷疑乃至背叛，激發出真正的自我。喬迪的貢獻不僅僅在於兩者共處的三天裡，在他死後的無數日子裡，他的身影及神態不斷的出現在費格斯的幻想之中，為費格斯在面對情感的困惑時平添了信心。

懺悔 救贖 犧牲
當費格斯以另一種身份的出現在倫敦街頭時，從表面意義上看，他脫離了恐怖組織的陰影，完成了他的自我轉變；而實質上則意味著他重新審視了自身，進行自我救贖。如果說喬迪是扮演了費格斯發現自我的心理治療師的角色，那麼迪歐則是他實現自我救贖的感知者。
首先在基督教義中，懺悔是必不可少的，在影片中則轉化成為上述中的醒悟。費格斯遠沒有必要探望一個黑人俘虜的愛侶，不可否認他或許只是為了個人的好奇心，但冒著被逮捕的危險也要完成自己的承諾，未免有些犯傻。但如果將此行看做是他跟自己罪惡靈魂的對話，通過完成對朋友的承諾，減輕負疚感，這何嘗不是一種懺悔？
其次在基於愛情的救贖，隨著費格斯與迪歐關係的加深，他們的關係也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尤其是在費格斯而言，迪歐的秘密曾經讓他感到噁心，可他仍舊無法拒絕這段錯位的愛情。而愛在他後來的行為中成為他完成自我救贖的一個巨大因素。當舊時的夥伴找上門來並以迪歐相威脅時，他一方面答應夥伴要求，另一方面私下為迪歐改頭換面，這些都是基於愛情完成的自我救贖。
第三犧牲精神將救贖心裡推向極致，電影的結尾無疑將費格斯救贖的心理推向了制高點，想必此時的費格斯對上蒼是感激萬分的，自己平安脫離了舊日夥伴的糾纏，愛人也保全了性命，此時夫復何求？縱然承擔全部的罪責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只有堅信 才能得救
塔可夫斯基說只有堅信，才能得救。在費格斯而言，堅定自我信念已經讓他得到了精神上的永生和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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