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虛構走入真實

戈達爾曾經說過「電影始於格里菲斯，而止於阿巴斯」，這是對於伊朗導演阿巴斯最高的評價。「電影始於格里菲斯」的意思是由於格里菲斯創造性的剪輯和結構技巧將電影本身脫離其記錄功能而成為一種獨特的時空藝術形式，而「電影止於阿巴斯」的意思是阿巴斯不斷通過揭示電影的虛構特性以及虛構情節之後的真相所在，從而將電影從藝術形式再次回到真實生活中去。阿巴斯的三部影片《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長流》《橄欖樹下的情人》就是不斷挖掘「虛構背後的真相」的過程。而阿巴斯今年的新作《合法副本》也通過探討「贗品能否具有原作所包含的價值」這一哲學/美學命題，而繼續他的虛假的真實性問題。

影片開始於一本書的討論，就是「一個贗品能否具有原作的功能性和美學價值」。正如激發作家（男主人公）寫作動力的那個故事「一個母親給兒子講述一座雕塑的歷史和美學意義，而沒有告訴他這座雕塑是仿造的，但那個兒子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從這幅贗品身上看到了原品所具有的藝術價值」。但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贗品所具有的意義缺少討論價值，而在「知情」的情況下，也就是說，當你知道這個東西是贗品的時候，其能否同樣對你起到原作的功效，卻是整部電影所討論的話題。

電影先從藝術品的美學價值和原創性定義入手，利用對「藝術和美學」的討論為電影打下基礎，而在基礎之上，繼續討論「身份」問題，一個陌生人能否代替原本的丈夫而具有「丈夫」的身份，在其具有身份之後又能否起到相同的功能。咖啡館的女主人和一對夫妻遊客中的男人都誤解了作家（男主人公）和藝術品收藏者（女主人公）之間的關係。從而作家相對於女人來說，從一個陌生人向丈夫的身份轉變（伴隨著語言的變化，從英語到法語的過渡是身份轉變的象徵），而通過一個搭肩的動作，男女主人公認定了彼此的夫妻身份，而彼此對於對方而言，都是一個身份上的贗品。但這對贗品開始討論他們婚姻所存在的危機和問題，並通過和解和體諒來消除這種危機，贗品甚至超越了原作而具有了原創性的功能。

相同的藝術品（贗品和原品）在特定情形下，特定的背景下具有不同的解釋方法和美學價值，其途徑是觀察者或者介入者必須從假定的意義出發通過虛構走入自身真實的處境。正如那個女主角通過對作家「丈夫身份」的認定，才能走入一個虛構的「夫妻模式」，卻得到一份真實的切身的」心靈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