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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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電影」常被分為兩大類：一是根據消費對象而言，即針對女性觀眾的電影，此種影片多是以滿足女性情感發洩為要求的通俗劇；另一種則是「由女性指導、以女性話題為創作視角的並且帶有明確女性意識的電影、錄像、DV以及多媒體實驗作品」。從這一角度來講，影片《時時刻刻》（the hours）也許應當歸於後者。

影片《時時刻刻》根據美國作家麥可•坎寧安的同名小說改編，描述的是三個女人一天中的故事，她們雖然處於不同的時空，卻都同樣渴求著更有意義的生活：1923年的英國，維吉尼亞•伍爾夫正在里奇蒙休養，同時構思自己的長篇小說《達洛維太太》；蘿拉•布朗，一個生活在50年代初美國洛杉磯的家庭主婦，正在閱讀《達洛維太太》，這本書使她的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克拉麗莎•沃恩，現代版的達洛維太太，居住在2001年的紐約，這一天她正準備為她的前情人理察——一個因患有愛滋病而瀕死的詩人舉辦一場聚會。除了各自的恐懼與渴望，將她們聯繫起來的還有同一個名字：達洛維太太。

與小說《時時刻刻》緊密相關的是由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伍爾夫寫於1925年的西方現代主義意識流小說《達洛維太太》(Mrs. Dalloway)，而「時時刻刻」正是這部小說時最初使用的名字。伍爾夫試圖用「女人的生活就在一天，一天就是她的一生」這一概念、以間接內心獨白的方式來詮釋女性不得不面對的雙重窘境，即外在生活的平庸碌碌與內心生活的困惑痛苦。

維吉尼亞•伍爾夫

維吉尼亞•伍爾夫所處的時代，正值女性主義運動第一次浪潮末期（1840-1925）。維吉尼亞•伍爾夫，原名維吉尼亞•史蒂芬，是英國著名的女作家，在小說創作和文學評論兩方面都有卓越的貢獻。她是世界三大意識流作家之一，女權主義運動的先驅人物，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學、女性主義及同性戀運動影響。
 
影片中的維吉尼亞，其社會身份是作家（《達洛維太太》的作者），而家庭身份則是妻子與女主人。她的創作不被理解，並因此遭到了作為「當時社會普遍觀點發言人」的女僕的指責：「你只專心於寫作，從來都不告訴我應該做些什麼。」——不能打理好家中事物的女主人是不稱職的；

維吉尼亞的丈夫倫納德可以說是她生活上的伴侶與精神上的依靠。倫納德關心她的飲食起居，理解她的創作活動。然而他卻根本無法體會維吉尼亞渴望自由、渴望「燃燒生命」的願望。車站一段與丈夫的對話，是維吉尼亞一次徹底地爆發：「我一直在忍受這種監視，我一直在忍受這種牢獄，我走到哪兒都被醫生包圍，他們告訴我什麼才是對我好，他們不知道，他們並不了解我……我的生命被別人奪走，我並不想住在這個地方，我也不想過這種生活……如果我想清楚我就會說，我一個人在黑暗中獨自掙扎，只有我才知道，只有我才能了解我的狀況……我選擇不過郊區的寧靜生活，而是大都市強烈的震撼，這是我的選擇，就算最無助、最可憐的病人也有權決定自己要過什麼生活，她用這種方法表達人性。我也希望我在這種環境很快樂，但是要我選擇留下來或死亡，我選擇死亡。」 在維吉尼亞忍受自身精神疾病折磨的時候，倫納德能給出的解決方案便是遵從醫囑、讓她在小鎮上的靜養，而這一點恰恰正是維吉尼亞所痛恨的囚犯般的生活。她渴望自由，渴望回到倫敦的喧囂生活中去，然而卻事與願違——影片此處正揭示出男女兩性之間無法溝通的問題。

維吉尼亞的姐姐凡妮莎是一位女畫家，與維吉尼亞一樣都是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核心成員，然而在影片中，凡妮莎卻作為與維吉尼亞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出現，即作為母親和妻子的形象：她陪孩子們玩耍、談論家庭瑣事、著急趕回去為丈夫準備聚會。在與凡妮莎告別的時刻，維吉尼亞幾乎是強迫性的親吻了她，這一出乎意料的舉動使得凡妮莎慌亂不已。維吉尼亞的吻，是希望能夠尋求認同的一種表達方式，希望能夠得到同為女性的、最為親近的姐姐的理解與支持。「說話啊，你覺得我看來好多了？……你想，有一天我能逃出來嗎？」維吉尼亞渴望逃離這種困獸般的日子，而此時凡妮莎卻逃開了她。

蘿拉•布朗

蘿拉•布朗所處的時代正值二戰後的美國社會，大批受過教育的女性再次留守家庭，沉溺於衣食無虞、生活安逸的「美國夢」之中。然而她們卻常常被一種「不可名狀的困惑」所累，心中充滿了煩躁感和無意義感。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在她的著作《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書中指出，這種「不可名狀的困惑」來源於深深的失落感以及自我實現感的缺乏。

    蘿拉正是這類已經享有了選舉權、受教育權並且能夠自由就業後、反而回歸家庭的女性中的一員。作為一名沒有社會身份的家庭主婦，她全部生活的中心就是她的丈夫和孩子。

蘿拉的丈夫丹是二戰歸來的英雄，他為蘿拉提供了富裕的物質生活，並給予其全心全意的愛，是一個溫柔體貼的好丈夫。然而丹的愛並不能彌補蘿拉精神深處的空虛與失落感。鄰居基蒂一語道出問題所在：「你有別的優點，丹那麼愛你他也不會注意。你做什麼他都會說很棒。」可以看出，蘿拉被丈夫當成了一個捧在手心裡的洋娃娃，一種他人生活中類似裝飾品般的存在；而同時蘿拉對於自身價值的定位也是模糊不清的，她對基蒂說：「他們打完仗回家，這是他們應得的……不知道，我想是我們吧，還有這一切（物質生活）。」此處她將自己不自覺地「物化」，將自己當成是非獨立的、不是與男人平等的「人」來看待。

女鄰居基蒂的形象與蘿拉截然相反，她濃妝艷抹、衣著暴露。同時在其身上也概括性的反映出了作為女性的痛苦：首先，是她的無法生育。普遍的社會觀念中，如果一位女性無法孕育下一代，就會被認為是「最大的失敗」，甚至無法被看作是「真正的女人」。表面上基蒂與其丈夫的生活和諧美滿，但其內心深處卻為因無法生育而帶來的不可名狀的痛苦所折磨。其次，在基蒂忍受內心痛苦的同時，還要遭受來自身體上的病痛，即她的子宮中長了一個瘤。子宮是女性特有的器官，因此這裡展現的是女性特有的病痛。最後，當基蒂需要住院做手術的時候，她心裡惦念的仍是自己的丈夫，擔心著他的「脆弱」——為他人（男人）而活的生存觀念，同樣是女性痛苦的來源之一。無法將自身從社會的傳統觀念以及由此種社會觀念而在腦中形成的相應的固有觀念中解放出來，是女性無法擺脫從屬地位、無法獲得真正解放的根源所在。

克拉麗莎

世紀之交，社會瀰漫著不安、迷茫、消極的情緒。同性戀、愛滋病等問題已逐漸成為全球關注的世紀話題。

克拉麗莎是一名編輯，由於名字的相同與處境的相似，她被理察——她的前情人稱為「達洛維太太」。克拉麗莎有自己的事業、有自己的房子，她與同性情人薩莉生活在一起將近十年，而女兒則是通過人工授精的方法孕育出來的。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克拉麗莎是一個獨立的現代女性形象。如果說維吉尼亞和蘿拉的同性或雙性情結還都是一種潛意識的傾向，是為了尋求同性之間相互理解與支持的渴望的話，那麼克拉麗莎與薩莉公開的女同性戀身份就走得更遠了。

理察，一個患有愛滋病——七十年代性解放後果的承擔者——的詩人，一個被克拉麗莎照顧多年的病人。由於幼年時母親的出走，使得克拉麗莎在他的生活中扮演起了母親的角色。然而理察卻清楚地意識到，他和克拉麗莎之間這種長期的照顧與被照顧的關係使得兩人的生活都被禁錮住了：「我活著只是為了滿足你……我的生命要你來決定，是嗎？……你照顧我有多久了？你來我家看我有幾年了？你自己的生活呢？我死了你就得面對你的人生，到時你該怎麼逃避？」

影片中，克拉麗莎曾先後四次對不同的人講述了她年輕時與理察的交往，那個美好的清晨。這種對於往昔的唸唸不忘，使得她無法擺脫「達洛維太太」這一角色的處境。事實上，克拉麗莎也被這種關係所困擾，而理察的話深深戳痛了她。「為什麼一切都不對？……他的眼光好像在說：你的生命微不足道，你也微不足道，只會開派對、安排行程，都是些瑣事。」這段話正是克拉麗莎經過不自覺的審視自己後得出的結論，她終於承認自己生活中的空虛與束縛。而作為與克拉麗莎相對應的路易斯——理察的前同性情人——便活得更輕鬆與灑脫：「我離開他的那一天，搭火車橫跨歐洲，那麼多年來第一次感到自由。」知道什麼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什麼是自己需要的自由後，便捨棄下不必要的負累去追尋——克拉麗莎沒有如此覺悟，這便是她痛苦的根源所在。

死亡

影片《時時刻刻》充滿了死亡的氣氛，幾位女主人公之間也發生了幾次關於死亡的超越時空的對話。例如，當維吉尼亞思考著書中人物命運的時候，「她會死，她一定會死，我要讓她死，就這樣，她會自殺，她會因為一件小事自殺」，鏡頭切換，蘿拉正因為不成功的蛋糕而感到失落沮喪。

蘿拉送走了基蒂之後，本已產生「兔死狐悲」的傷感，而兒子裡奇對她的觀察更使得她心煩意亂，一種無法再繼續壓抑下去的虛無感一觸即發。當維吉尼亞看著死去小鳥的眼睛的時候，鏡頭的切換使得她彷彿在與蘿拉對視一般。「死亡是可能的。」受到《達洛維太太》的啟發，蘿拉試圖以死來獲得解脫。當蘿拉躺在旅館的床上、準備服用安眠藥之時，弗尼吉亞正在思考小說中「死之於生」的問題。此時意念中湧出的水吞沒了蘿拉，「我本來要殺死女主角，但是我改變主意了」，弗尼吉亞說話的同時，潮水退下，蘿拉決定要為了腹中的小生命而活下去。

作為詩人的理察的死，更與維吉尼亞在《達洛維太太》中所安排的詩人之死形成了相應的關照。夜晚，弗尼吉亞與倫納德討論她的小說。倫納德問為什麼有人要死去？維吉尼亞回答：「這樣才能讓其他人更珍惜生命，這是一種對比。」倫納德繼續問誰會死，「那個詩人會死、那個先知。」 然後，理察同《達洛維太太》一書中的塞普蒂莫斯一樣，在愛人面前回憶著往昔的幸福時光，接著以墜樓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正如塞普蒂莫斯的死幫助了小說中的達洛維太太重新認識了自己那樣，理察的死也使得克拉麗莎能夠去發現自己的價值，然後重新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影片最後，年邁的蘿拉——理察的母親出現了。在她與克拉麗莎的對話中得知，她在生完第二個孩子後便離家出走，在加拿大的一家圖書館找到了工作。後來她的家人相繼死去，如今她已孑然一身。「如果，我能說我很後悔就好了，那就比較好過。但是這代表什麼？在你別無選擇的時候，後悔又代表什麼？」如果能夠感到後悔，那麼心中對於家人的負罪感就會相對減輕，但是蘿拉對於出走的決定並沒有感到後悔，是因為她肯定，如果繼續留在那個家裡她便會死去，而通過「出走」這種方式她卻實現了自己的價值。照應維吉尼亞的死，雖然她表面上是為了讓倫納德可以更自由的生活，而深層則揭示出一種「生命不能燃燒，生命就熄滅」的意向。

《時時刻刻》中的男性，都是些善良、溫文爾雅的形象，這使得此部電影不再是僅僅反映女性的反抗與自我解放的主題，它更關注的是當女性一步步獲得個體獨立的同時，如何克服自我認同過程中產生的焦慮與迷茫的問題。維吉尼亞、蘿拉和克拉麗莎三個人都並不缺乏愛，然而當個體尋求到獨立之後，卻難以同時尋求到精神上的準確定位，固有觀念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她們的壓抑不再來自男性的威脅，而更多的是來自於自我困惑以及與男性空間割裂後的孤獨感」。

值得注意的是，《時時刻刻》雖然是一部以女性話題為創作視角、並且帶有明確女性意識的影片，但是從其原著小說的作者、到電影的編劇和導演無一例外的都是男性。因此在拍攝過程中是否滲入了男性對於女性的某些主觀認知，也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話題，畢竟在兩性完全達成溝通與體諒之間，橫亘著一條深深的溝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