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鵝》：為什麼必須死亡兩次？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對電影文本的分析是根本模糊性的——任何元素在連續性上的不切合或者是一種深度反思的結果，或者是作者逃避某種內在失敗的嘗試——但是在把這種困難作為我們理解的外在限制之前，一個相反的可能性也應該被考慮進來：對於複雜材料所掩蓋的某種真理性的難以理解，恰好使我們可以專注於電影模糊機制本身。對《黑天鵝》來說尤其如此，阿倫達倫諾夫斯基在電影中表現的是兩種根本對立企圖的分裂，而nina則是鬥爭的舞台。

  Nina毫無疑問是電影絕對的主角，但是影片意識結構的中心卻是托馬斯——作為唯一有份量的男性角色，托馬斯是插入兩個對立符號界——完全女性的天鵝演員與舞台下的男性視角——的中介。一方面他承擔著男權社會對女性符號化的責任，另一方面他引導、誘惑、威脅著女性自身的蛻變及回應。Nina的轉變是這樣一個過程，一個從渴望被看到最終被看的過程。如果影片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它就與好萊塢流水線式的意識形態產品毫無二異：影片的完全目的是觀看者凝視的深度滿足，而驚悚和懸疑加劇觀眾的享樂。甚至影片所依賴的戲中戲形式，更多的滿足了窺視欲——天鵝湖表演使台下的觀眾看到他們想看到的，而整部電影讓螢幕前的觀眾看到他們所看到的是如何成為的。

  但是《黑天鵝》似乎不僅僅侷限於此，如果說電影裡的三個女性角色——nina的母親、貝絲、莉莉都是作為回答大他者質詢的三種方式，而且是一種封閉循環的方式（一名成功的天鵝湖演員，經歷的永遠是母親—莉莉—貝絲的過程，即得到與失去的辯證法），那麼在nina身上就絕不僅是這種固有程序的再次反覆，影片所著力表現的她的敏感、神經質、衝動和歇斯底里，表明了她對自己符號身份的游離與拒絕。影片的驚悚因此建立在主體符號認同的緊張感上：這種無法得到解釋的極度敏感與痛苦展示了一個根本否定性的維度，即我「在實在中」是什麼與獲取我社會身份的象徵授權永遠的分裂開來。當托馬斯強吻nina被她拒絕，然後發現自己被選為白天鵝；當托馬斯一邊選擇了莉莉一邊又讓nina放心表演時，nina全部迷茫和驚恐不是可以很簡練的歸結為一句話嗎：「他到底想從我身上要什麼？」在這個意義上nina永遠不會成為另一個貝絲們——雖然她也始終渴望得到那個角色，但是她卻深深的預感到，似乎她永遠無法真正佔據那個位置，那種歇斯底裡的「女性憂鬱」是主體向自身的退卻。她身上所缺乏的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卻是她的過量，是她不能完全從投射的三個鏡像（莉莉、貝絲、母親）身上所反饋的東西，而這正是在父權制社會凝視下最迷人的（為了使她回到正常的因果性秩序中，男人不得不用衝擊「猛烈進攻」）。這難道不讓人想到黑色電影中典型的「神秘女人」符號嗎？她們不僅性感嫵媚，而且身上好像還有一些多餘的、黑色的、不能把握的東西……

  阿倫達倫諾夫斯基在此又一次陷入矛盾之中，這種矛盾源於nina神秘性的雙重意義，一方面他可以把它解釋為一種快感剩餘（像電影一個鏡頭表現出來的，托馬斯和nina舌吻，nina完全已經動情了，而托馬斯卻突然冷漠的離開）；也可以把它當做根本的缺失，一種社會總體性觀點的內在侷限，一種男女性別分裂之間的短路。從電影的進程來看，導演似乎傾向於由前者向後者的轉變——這就是為什麼nina必須死亡兩次的原因。

  當nina在梳妝間刺向莉莉時，她已經死了。把nina憤怒的舉動理解為她對自己身上黑暗的性誘惑一面的極度厭惡，表明對規則的拒斥和自我的回歸等等就完全沒有把握住慾望的結構因素。毫無疑問她確實否定了莉莉所代表的黑天鵝一面，但是她還沒有完全與她斷絕關係，她依然是站在一個性別結構中女性地位來做出的行動，只不過是想彌補之前自己的失誤，並成功在下一幕完美演出……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不具備充分的歷史性：在試圖成為一個更好的、更激進的他者時，她依然與自己的歷史視界、與自己的自戀式投射（莉莉）相併列。只有到了天鵝湖的表演最後，當nina在完美中從高台墜落時，她才真正的死了。如果說之前一直是nina圍繞著托馬斯的話，只有此刻，托馬斯衝向她——nina最後成為了結構的中心，她自己定義了全部結構本身。這次死亡無限接近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首先，對A的直接否定否定了A的位置，但它仍然在A的符號限制之內，因此它必須被另一種否定再次否定，這次否定否定了與A共存的符號空間及其直接的否定……在此，nina的真實死亡和符號死亡之間存在著最小距離——她不得不死亡兩次。真正使她否定了性別結構位置的方式，是她最終嚴格認同了她的位置——完美結束了表演。恰恰是這一種現實的「加倍」，一種斷然的態度：「是的，我就是在為你們而表演，為什麼它會因你而被顛覆？」把象徵化基本僵局指向了根本的男根能指——作為不可能的能指，每一種身份差異都成為失敗的整體。

  雖然在很大程度上，nina的第二次死亡對螢幕前的觀眾來說震撼已經弱化了，因為導演把它演化成一個為完美而犧牲的藝術奇觀，但是對每一個在電影裡觀看天鵝湖表演的觀眾，這絕對仍然是創傷的體驗。影片「戲中戲」形式構造出的兩種凝視最終成為觀眾「在實在中的盲點」：我們總是已經在避開其眼睛的那一點被看。那麼最後，在nina身上「比自己更多」的東西，使nina成為性別結構裂縫的東西，在nina第一次死亡的「自在」和第二次死亡的「自為」之間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我們在這裡遭遇的，不正是我上一篇的題目，一個拉康意義上的對象a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