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關於個體VS制度的故事：《出埃及記》

文/公元1874



初中時在報上讀過一則短文，說有研究認為，全世界女性其實都在慢性殺害男人。此報導令我對異性產生了莫名恐懼，有一段時間，我對此深信不疑，甚至開始暗中搜集女同學去洗手間之數據。她們總是非必要地結伴同行，在洗手間內所花的時間也較男性要久，她們在裡頭談什麼？為什麼從洗手間出來，總是容光煥發？只因補上化妝品？還是已計劃了讓人亢奮的陰謀？這想法一直盤踞腦內揮之不去。最後令我執筆開始寫這故事。

弗里德里希·托貝格說得對，我們每個人都深信自己肩負著義務，要在世上作一件最重要的事。但我們也清楚了解，其實這種義務很少能夠被履行。畢竟沒有幾個人是摩西，但在出埃及的人潮中，卻又有著不少自以為是在做領路的以色列入。

在快要開拍時，正遇上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推出爭取連任的競選口號：「我要做好呢份工！」我覺得這口號也很切合片中主角心境。因為這片同時亦是關於一名仕途主義者誕生的故事。我們在譴責仕途主義者的同時，必須捫心自問，當個人跟龐大體制有所衝突時，試問有多少人願意殉道？普度眾生太沉重，做控制能力範圍內的份內事，看似消極官僚犬儒，卻又未嘗不是千帆過盡的大徹大悟。

——彭浩翔

開篇3分鐘的長鏡頭，伴隨著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的英女皇，冷眼看著一場荒謬的暴力秀。這告訴我們，彭浩翔是一個有野心的導演。這是一件好事，儘管有很多導演都把這件好事變成了壞事。而《出埃及記》，則是彭浩翔野心的最大、最完成的一次暴露，之前《AV》都可以算作隱隱約約的野心實驗之作。

在《AV》里，幾個大學生折射出20年前的保釣熱血，進而反思我們這一代，做過什麼，將來做什麼，究竟又能做什麼。而《出埃及記》，軍裝警員詹建業，代表的是一個個體在強大制度下的渺小與無奈。

我留意了詹建業的幾個細節。最開始，他一絲不苟的穿上警服，一絲不苟的走路，幫同事代份工，他質疑的是：這不合規矩吧。規矩是什麼呢，規矩是制度制定的，是他必須遵守的。詹建業遵守了20年，如同他名字一樣，「真敬業」。

同時，詹建業也有自己的准尺。看見同事換下拖鞋去工作，他會覺得不屑，堅持穿著遠沒拖鞋舒服的皮鞋。碰到關炳文這樣不合作的疑犯，他最開始做到的也僅僅只是循規蹈舊的記錄審訊過程，而不質疑什麼。對於詹建業來講，這就是稱職，這就是對得起這份工。

我相信詹建業亦是有追求的，也想升職。看到同事升職，他會隱藏自己的嫉妒與不快，同時也會竭力維護這份同事的友誼關係。回到家，會時不時忍受丈母娘的冷嘲熱諷，會偶爾覺得愧對妻子的辜負。如同你、我一樣，詹建業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人。他身上的特質，是我們都擁有一二或者全部的。

這樣的生活在關炳文的出現後，變得有所轉機。張家輝在口供中，向詹建業透露了一個「驚天」的大秘密。原來有一群女人，在廁所里會面，商量如何謀殺世界上的男人。對於這樣一個荒謬的言論，詹建業自然是完全不信的。他是一個遵守「規矩」的人，這個規矩用40年的教育告訴他，世界上不會有這樣的事。所以，他不會信。

而當口供莫名從證物房失蹤，重新錄口供時關炳文的翻供，使得詹建業開始有所懷疑。查詢拘留房的犯人探望記錄，發現女上司曾經在證物失蹤前探訪過關炳文，更使得詹建業的疑心越來越大。從他內心來說，是希望有「事情」發生的，因為他的生活太普通，太平凡，他是被「規矩」逼壓的彈簧，當有「規矩」鬆開他的希望之時，他會竭力的彈起來。

所以沿著這條路，他走下去。抱定「荒謬的事情也有可能是事實」的態度，他開始查案。

顯然，他不是什麼神探。所以煞有介事的拿錄音機錄下破案思緒，也顯得有那麼手生。也許20年的「規矩」生活，讓他已經不適應脫離「規矩」，這種烙印已經很深很深，改變很難。

阻力隨著他脫離「規矩」的生活而變得越來越大。妻子會埋怨他為了破案，連裝修新房也不管；丈母娘則讓她跟著自己親戚做生意，做警察這麼多年，賺了幾個錢？女上司則暗示他如果查下去，對自己沒好處，而如果重新進入「規矩」里，他則會獲得夢寐以求的晉陞機會。同時，關炳文對他也非常不配合，使他的查案過程並不順利。

接著，關炳文的死給了他最大的打擊。這使得他唯一的查案線索就此斷絕。關的前妻出現，兩個人都像是被這個社會拋棄的人，各自有著各自的苦楚無法言語，於是在兩人最終走到一起之後，詹建業徹底斷絕了查案的念頭。上司許諾會升職，有個能夠緩解壓力的情人，前途光明的自己，何必要去糾纏一起看起來很荒謬的事情呢？

詹建業的放棄，代表他作為一個「個體」，對抗「制度」的失敗。這個失敗是必然的，現實中很少有那麼多的英雄，和那麼多的成功。跟一個龐大的「制度」而言，詹建業顯得太渺小。身處物慾橫流的社會，有太多的誘惑、阻力，讓詹建業、關炳文這樣的個體放棄追尋真相。因為他們要為這個「真相付出的代價太高，他們作為一個普通人，根本無法承受。

彭浩翔很像一個女權主義者，在他的電影裡，女人總是那麼的強勢。但彭浩翔實際不是，他的作品裡女性角色的強勢，是源自於他對女性的恐懼。這種恐懼在《出埃及記》里達到極致。但實際上，很明顯看出來彭浩翔要講的並非他有多麼的害怕女人，而是借物喻人，這個由女人構成的謀殺組織，它形成的原因，做事的手段，參與的人群，達到的目的，才是彭浩翔要告訴觀眾的東西。

就像劉心悠所扮演的妻子一樣，每個謀殺背後都有著自己的動機。長期的家庭暴力使得劉心悠走出了這一步，而這個謀殺組織里大部份的謀殺行為都有著各自的理由。這些理由成為了謀殺的藉口，讓組織裡的人心安理得。即使劉心悠想退出，發現自己的丈夫偷情，也會痛下殺手。詹建業罪致死嗎？又是什麼原因讓妻子能夠毫不猶豫的幹掉自己的丈夫呢？

是這個組織長期形成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能夠迷惑身在其中的人，讓他們的行為合理化。又有多少這樣或大或小的組織，都給不同的人群灌輸著不同的價值觀？當這樣的價值觀達到一定規模，就形成了「制度」。而對抗制度的下場，也就是關炳文、詹建業這樣人的下場。

援引詹建業片中的對白，「當某個事情荒謬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沒有人會相信。」彭浩翔這次用了一個極端荒謬的故事，告訴了我們一個並不荒謬的事實。看看報紙電視，網路新聞，每天，有許多的人作為個體，對抗著各種制度。付出的代價，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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