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鬥爭

民族的鬥爭 ——《盧安達飯店》觀後

一夜之間，你的同學，老師，鄰居，朋友，甚至是偶遇的路人，突然向你舉起了屠刀。他們砍死了你的家人，強暴了你的姐妹，掠奪了你的財物，最後燒了你的房子，連你自己也難逃倖免。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那該是怎樣的人間慘劇！但是，如果這一切不單只發生在一個人，一個家庭的身上，而是數十，數百，甚至數萬的家庭身上，那已經不能被稱為人間的慘劇，那是也許只有在地獄才會發生的事情。1994年的4月，盧安達就變成了這座人間的煉獄場。佔全國人口百分之84%的胡圖族人向占15%的圖西族人舉起了滅族的砍刀。在緊接著的100天內，超過80-100萬的無辜平民遭到屠殺，20萬以上的婦女遭到強暴，整個盧安達失去了八分之一的人口。整個世界在那時彷彿丟掉了魂魄，只能任由惡魔之火在人世間燃燒。

《盧安達飯店》就是以這次大屠殺為背景拍攝的一部電影。保羅.路斯沙巴吉納，米科林飯店的經理，在這次屠殺中拯救了1268名圖西族難民。影片中對於屠殺的描寫是無比震撼的，狂熱的胡圖族人對人類生命肆意的踐踏和遍佈的屍體讓人不忍卒睹。但實際上，保羅在一次演講中卻仍然說，影片所表現的屠殺仍是輕微和側面的。他說：你不能（殘酷的）邀請人們去看那些真實（所發生的）事情（屠殺）。

無疑，保羅是勇敢的。他的勇敢在於，他敢於用物質來衡量生命的價值，用他所有的可獲得的金錢，美酒和雪茄來收買掌握他人性命的屠殺首領。他也敢於在可以選擇逃離的時候放棄生的希望，將自己對生命的渴望放諸於他所庇護的所有難民身上。對於保羅的人性之美，是怎樣讚譽也不過份的。可是，這種人性之美卻更是因為有著人性之最醜惡的對比才顯得如此寶貴。這讓人不禁要問，是什麼原因讓盧安達胡圖族人對圖西族人抱有這樣的深仇大恨？

一切都歸於殖民主義的罪惡。自19世紀中葉以來，盧安達相繼淪為英，德，比的殖民地，二戰結束後，盧安達成為聯合國託管地，但仍然由比利時統治。自殖民統治以來，占15%的圖西族人便被殖民者刻意樹立成管理者，而胡圖族人則成為被統治者，掙紮在生存線上。兩族的貧富分化在1959年釀成了兩族之間的大衝突，胡圖族農民奮起反抗，將當時的盧安達政府趕下了台。1990年，僑居在烏干達的圖西族難民組織與胡圖族政府軍發生內戰，在周邊國家的壓力之下，兩國在1994年簽訂了和平協定。但就在4月6日，盧安達總統的座機在盧安達首都基加利附近被擊落，從而拉開了長達100天的人類災難的帷幕。屠殺開始後，美國由於在索馬利亞「黑鷹墜落」計劃的受挫而選擇置身事外，比利時宣稱為了保護自己維和士兵的安全，撤出了全部的部隊，聯合國也僅僅保留了二百餘名士兵負責調停。直到屠殺的事實在西方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的數月以後，聯合國才重新增加了維和士兵，但此時的盧安達已經哀鴻遍野，慘不忍睹。

為什麼殖民政府選擇了圖西族作為統治的階級？又為什麼在盧安達發生了災難時置諸不理？殖民國在其殖民地「以夷制夷」，是為了：統治的便利；政治上的節約：以及經驗的總結。塔爾科特.帕森斯在《社會發展的普遍特徵》中寫到：農業社會轉向現代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社會分層。社會分層將社會的利益更多的分配給統治階層，而領導責任也隨之被承擔起來；而親族之間的聯繫讓這種社會分層有了內在的持續性從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促進社會的進步。而18世紀南北美洲之所以迅速的獨立，華盛頓、又或者是玻利瓦爾和聖馬丁，這些土生土長的白人移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領導作用。毫無疑問的，如果此種社會分層能夠形成獨立自主的內循環從而與外部進行正常的交往，在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向中的確可以帶來進步，但作為附庸國，或者沃勒斯坦筆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依附國」，就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進步和發展。這種依附國不斷地向核心資本主義國家輸出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料，再輸回產品，這種不平等的交換只會不斷地加劇依附國的貧富分化，而真正的利潤則大部份都流入了核心資本主義國家。也正是因為這種經濟上的不獨立和困境，讓盧安達的動亂有了現實的基礎。實際上，幾乎任何的現代革命和暴亂，例如一戰後的德國，又或者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蘇聯，都是起源於經濟上的強烈的衰敗。而在盧安達大屠殺爆發之後，眾多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選擇了沉默和視而不見。這種讓人憤怒的冷漠被片中的西方記者一語道破了天機：這些屠殺的鏡頭會讓西方人說，真是可怕，然後繼續吃他們的晚飯。一切都與他們的生活無關。而政客們更是不會關心根本不影響他們選舉的「閒事」。

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也並不足以完整的審判殖民主義的罪惡。胡圖族與圖西族並非是天生的仇人。16世紀，盧安達的圖西族建立了封建王朝，直至殖民主義之前，圖西族與胡圖族始終保持著最大程度上的相安無事，他們混居於一起，講同樣的語言，信仰同樣的宗教，兩族之間通婚頻繁。而資本主義帝國在打破了盧安達的封建統治的同時，也帶來了全新的民族問題。

事實上，在建立殖民統治之前，胡圖和圖西甚至不能夠被稱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那麼，什麼是民族，民族是否與生俱來，民族之間的緊張和衝突是如何而來便成了值得討論的問題。現代民族主義核心理論家蓋爾納認為：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而不是相反。而民族主義起源於當代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和工業化。他認為在工業時代以前的農業社會不存在形成民族的可能，因為民族是一個需要若干共同特徵的群體，而由於農業社會中個體的獨立教育使個體之間的差異不足以形成共通；並且因為識字率的普遍低下，以及缺乏統一的語言使個體之間的交往和溝通充滿了困難。所以完整的族群概念難以形成。而另一位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本迪克.安德森在他最出名的專著《想像的共同體》中也寫到：民族是由於資本主義對利益的追逐，印刷術的廣泛發展和語言的鞏固之間偶然的相撞而產生於人們之間的在內心中想像而來的共同體。英國新左派思想家霍布斯鮑姆也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了民族與民族主義，排除了通過語言，文化，宗教，地域來劃分民族，並且將工業化之前的族群定義為「民族主義的原型」（proto-nationalism）。歸根結底，當代民族最重要的特徵，也是與前現代族群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便是：它是一個被建構的，要求具有自絕權的政治單位，並且在誕生以後就孜孜不倦的追逐著自己的政治屋頂。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民族問題在殖民主義者將現代化，工業化，以及現代的組織形式帶入盧安達以後會變的陡然嚴峻和充滿對立起來。事實上，由於幾百年的互相的通婚，圖西和胡圖族人已經難以被清晰的分辨出來。而殖民者採用的方式便是根據長相加以區別，相對來說更高，膚色更淡，甚至如電影中所說，鼻子更大的盧安達人便被定義為圖西族，從而享有各種統治的權力，而其他的盧安達人則被確定為胡圖族人。並且將族裔的區分以戶籍的形式確定下來。這種政治上的劃分最終造成了整個人類史上最大的災難。

如今距離這場災難已經過去十數年，但是對盧安達造成的傷害卻至今仍難以彌補。事實上，資本主義的演進如同其他制度一樣，伴隨著無數的流血和犧牲。不過我卻無意責難資本主義。儘管資本主義的每一個銅錢上都沾滿著鮮血，但又有哪一個「主義」不是呢？資本主義始終仍然是最不壞的制度。對這樣的一場人道災難，就如同雅斯貝爾斯在談論世人對納粹行為的責任時說的一樣，我們每一個人都至少背負著形而上的罪惡。我們的沉默，漠不關心就是罪惡；我們所消費的產品上莫不沾染著在盧安達大屠殺中喪生者的鮮血。我們要做的不是譴責，而是懺悔，懺悔為什麼這種罪惡會發生在人世間，認清這種罪的來由從而避免再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不過就如同雅斯貝爾斯的世界主義終究是烏托邦的幻想一樣，期望人類不要犯同樣的錯誤又何嘗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