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繭成蝶，還是作繭自縛

      「我唯一不能抵抗的是——慾望。」睿智敏感如王爾德，道出了人類原罪的根源。一如電影《黑天鵝》中，尼娜在慾望的黑洞中完成了自我建構，自我消蝕、自我毀滅、自我重構的輪迴。電影被歸為驚悚的類型片，觀者之所以感到恐懼或許是因為所有的苦痛全部被尼娜肉體的負荷具象化，通過對肉體破壞的生理疼痛來加之觀眾的心裡不和諧程度。每一個觀片者都在逃避中等待著女主人公的下一個崩潰。
    奧威爾（Orwell）曾預言過生活現代文明下人類的命運，大意是說，我們不是被我們所厭惡的東西所摧毀，而是被我們所愛的東西所摧毀。尼娜渴望成功，而種種強烈而炙熱的慾望幫助她走向「完美」，也使她迷失自我，甚至喪失自我。從這個角度來看，導演的敘事技巧無疑是聰明的，因為對於喪失這一過程的敘述，大部份講故事的人都可以準確地告訴聽眾，但是不多的人能夠讓觀眾感受到剝離的痛苦，因此導演通過將人類原罪痛苦的具象化，通過對主人公肉體的折磨而將其內心撕裂的痛苦，以一種直白的方式傳遞給觀眾。隨著劇情的推進，觀眾幾乎可以感覺到尼娜令人窒息的慾望在不斷膨脹，她像是一個被慾望操縱的傀儡，在期待慾望帶來重生的同時也徹底毀滅了自我。
    白天鵝放棄了客觀世界強加於她的道德與責任，選擇讓原罪釋放燃燒自我，雖然這種說法帶有宗教的巫性色彩，但我認為在西方電影話語體系里，宗教從來不是可以棄之不談的問題，美國作為一個有信仰的宗教國家，也是如此。所以我們甚至可以在電影最後，女主人公香消玉殞，黑天鵝通過死亡完成自我救贖。
    關於雙重性的問題從來不曾鮮見，從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緯路妮卡的雙重生命》(所謂的中國版是王全安的《驚蟄》)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再到張愛玲的《白玫瑰與紅玫瑰》，乃至日本漫畫《NANA》，雙重生命，特別是女性的雙重生命的問題幾近於說得濫俗了。導演達倫•阿羅諾夫斯蓋似乎任然是在用新瓶裝舊酒，尼娜與莉莉，如果進行智障地簡單劃分，基本上可以毫無疑問的將二人分為二元對立的層次——聖潔的白與墮落的黑。不過，達倫•阿羅諾夫斯蓋沒有使用雙線敘事，而是始終圍繞尼娜這條主線。尼娜因為莉莉的出現而喚醒了她內心被壓抑而形成的黑天鵝，可以說莉莉原本就是尼娜的另一個自我，就好像《NANA》的作者說，每個女孩既是娜娜也是奈奈一樣。（似乎導演也因此才可以安排電影中《天鵝湖》的黑白二鵝要由一個人來扮演。我沒有看過真正的芭蕾舞劇《天鵝湖》，所以不能說清楚是否真實情況中是否也是由一人分飾兩角，但是就我的愚見來看，這兩個角色可能應該由兩個不同的演員來詮釋。）尼娜心中的那個莉莉在時刻望著她，慾望在將白天鵝一點點剝離，終於最後，尼娜拋棄謹慎與束縛，在舞台上展現完美的黑天鵝。我一直認為縱慾帶來的是輕浮的快感，只有沉重的背負帶來的才是幸福，可是當尼娜在迷亂中忽然如此清醒地變身為充滿蠱惑的黑天鵝，綻放笑臉時，我卻有種心安理得的釋放，我不知道導演是否在暗示與我的固有觀念相反的寓言，因為在生活中，我們太容易做白天鵝，而太難做黑天鵝。
    慾望與重生，娜以為偷走了象徵貝絲成功的物件，便可以滿足慾望，獲得重生。然而她的心上有著像貝絲受傷後腿上的那條紫烏的縫合的傷痕，掙開便是鮮血四濺，痛不欲生，不掙又始終像是一條巫咒壓在心上。 慾望本是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的東西，剛出生的嬰孩並沒有超出本能更多的慾望。所以我的的疑問是尼娜所追求的東西真的是她想要的嗎？從這一層來看，導演又似乎是在探尋作為個體的人與集團化的社會之間的對抗，根據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削減米勒「主我」與「客我」的理論，人是在作為意願與行為主體的「主我」與作為他人社會評價與期待的「客我」之間的互動而形成的，只是這當中損失多少主我，漸長了多少客我，我們都很難去做寓言。也許，誰才是製造慾望的黑天鵝，才是我看完這部電影后最感興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