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瑣碎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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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給了丹麥女導演蘇珊娜·比爾的影片《更好的世界》。這部影片被認為「在每一個方面都不落俗套」。它所處理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暴力，這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然而卻可能會造成重大後果。兩個人為一點瑣事吵架，結果卻鬧出人命。諸如此類的事情，在這個世界上每時每刻、每個角落都在發生。


影片有一個國際化的生活背景，安東是一名外科醫生，身為瑞典人在丹麥定居，工作卻在千里之外的非洲某難民營。他穿梭在荒涼乾燥的沙漠與如景如畫的丹麥海濱城市之間，一再令觀眾陷入時空倒錯。他的手術台上，不時地躺著被切開肚子的孕婦，這只是因為當地一個叫做「大個兒」的人，與其他人打賭，看看年輕孕婦肚子裡懷著的是男孩還是女孩，人們對此敢怒不敢言。作為醫生，安東的工作限於將這些女性開膛的肚子再次縫上。


這是一種沒有必要的惡，情節惡劣卻沒有根基：作惡者彷彿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絲毫沒有考慮到這樣去做的結果，給他人造成的嚴重傷害。他像是一個盲者，完全缺乏某種能力及某些器官，來想像他人的遭罪，體驗他人所遭受的痛苦。他在這個世界上「獨來獨往」，逞一時之興，想要怎樣便怎樣。他表達自己不可侵犯的方式，就是去侵犯別人，以此為樂。在那個時刻任何人不要阻攔他，否則就是「不識時務」。


這種惡不管在非洲還是在丹麥同樣存在。不僅在成年人當中存在，在孩子之間也經常發生。安東有兩個兒子。大兒子伊萊亞斯12歲，在學校里經常受人欺負。他自行車的氣門芯經常被人拔掉，在路上走會被人無端攔住，在班上提及他的名字甚至都是一片鬨笑。人們嘲笑他的理由有：瑞典人的身份，他的長相，他的牙齒。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幫他出了氣，兩人陷入被警察調查的麻煩之中。


學校孩童們之間的這種恃強凌弱，令人想起那部德國影片《浪潮》（2008）。其中那個綽號叫做「軟腳蝦」的男孩，也被他的同學們欺負得抬不起頭來，後來在極權主義試驗中找到了歸宿。上世紀80年代有一部蘇聯影片《醜八怪》（又譯《稻草人》，1986），也將孩子之間的勃險惡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她）並非人們想像得那樣純潔無瑕。成年人力圖加以掩飾的惡行惡習，在孩童那裡暴露得一覽無餘。


安東的小兒子大約兩三歲，在兒童遊樂場與一起玩的孩子發生爭執，這本來是常事。但是那孩子壯碩的家長走過來，不由分說在安東的臉上連扇幾次：「不要碰我的孩子。」這之後他也沒有心滿意足地離去，接著將氣撒到自己的小傢伙頭上。他暴躁的身體中埋藏著太多的戾氣，恨不得將整個世界都當做他的出氣筒。


這就是我所說的「瑣碎之惡」。它是一種沒有根基、沒有必要的惡，以一種瑣瑣碎碎的方式，遍佈和侵蝕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他不能將生命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與他人的生命是聯繫在一起的，也不知道眼前的狀況與未來的狀況是不可分割的。傷及他人便是傷及自己，傷及眼前也是傷及未來。某種情況像那個寓言裡所說的，洪水中青蛙馱蠍子過河，蠍子也認為不能將青蛙蜇死，那樣它自己也就活不成了。但是到了湍湍激流的中途，蠍子還是蜇了青蛙，雙雙沉入水中。青蛙臨死前發問：「為什麼要蜇我？」蠍子回答：「因為我控制不住。」


在這樣一種攻擊行為的底部，蹲伏著虛無主義的種子。這個人自己從來沒有被恰當地對待過，沒有生命被尊重被珍視的體驗，他因此也不知道尊重別人，感受不到他人的生命與自己的生命一樣，是同等重要的，不可抹殺的。當他覺得自己一文不名的時候，他也會覺得別人一錢不值。他被忽視得太久，他的怨氣不知不覺地在生長，直到將自己長為一根尖銳的刺。只有在刺痛別人時，他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價值」。他與周圍人的關係，便建立在這種不停地互相攻擊和某種「戰爭」狀態之中。他習慣生活在一種密不透風的狀態，既沒有感受力也沒有透視力，無暇顧及自己行為的後果。


非洲的那位「大個」其實也是如此。他的行為輕浮隨意、滿不在乎，這讓我想起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所說：「不僅僅是暴行的殘忍，同時還有暴行被實施時的輕率。」捷克詩人赫魯伯有一首關於阿基米德的詩，也道出了某種真相。那位偉大的數學家死於誤闖進來的入侵士兵之手，詩人這樣形容這位士兵：「他輕輕一捋/殺死了圓，正切/和橫切之點/以致無窮」（《殺死阿基米德的下士》）。


愚蠢的家長還沒有結束他的蠢行。當時不還手的安東，事後帶著三個孩子（加上克里斯蒂安）前往他工作的汽車修理站，這位修理工居然還要發威，吼叫著「你這個瑞典人滾回地獄去」，接著又扇了安東的嘴巴，聲音清晰響亮，所有的人都聽到了。這時安東的態度，成為整個影片的核心。也許因為此，這部影片被稱為「在每一個方面不落俗套」。其實只要在某個重要的方面「不落俗套」就行了：它構成對於這個世界上流行做法的矯正。


安東對兒子解釋說：「他是個白痴。如果我去打他，我一樣是個大白痴。我會去坐牢，你將沒有父親。他贏了。」兒子問：「你怕他嗎？」答曰「這不是問題所在」。哦，一個人做某件事情，應該是因為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為了其他什麼理由，尤其不是為了做給別人看。有時候，事情的不同方面就是這樣含混不清地攪在一起。實際上太多事情也不可能僅僅歸結為怕與不怕的問題。在這個「怕」的問題之外，還有其他不同的考慮。一個人行為的理由，在某種意義上，比他的行為本身更值得看重。


面對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安東一字一句地說：「我帶孩子們來，就是要告訴他們——我不怕你。」「你是如此一個大白痴，當我帶孩子們來的時候，你卻不道歉，卻繼續好鬥。」「這不能夠傷害我，我沒事。」最後這句話真正將那位粗魯的傢伙激怒了，安東的做法讓他感到自己徹底失敗。他提高嗓門在喊：「我不能傷害你？那正是我想要做到的。」面對男孩們的憤憤不平，安東開導說：「他迷失了。他是個白痴，不值得我們花時間。」讓一個白痴佔據甚至為此付出自身生命，這真是一個划不來的主意。也許，一個人不僅要選擇好他的朋友，也要選擇好他的敵人。


當然這可能值得討論，同時也要設定主題的嚴格限制——針對什麼樣的惡，人們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才是更為恰當的。至少這部影片提供了某個參照，不能掉進「瑣碎之惡」的陷阱，不能拿自己的生命與這種沒有根基、沒有來由的惡下賭注或互相交換。對於少年克里斯蒂安來說，他還需要經過一段歷練之後才能明白——因為嚥不下這口氣，他用家裡儲存的火藥去炸那個修理工的汽車，差點搭上了好友伊萊亞斯與自己的兩條命。安東讓他明白，原來「生命與死亡只有一層面紗之隔」。「我也是個白痴」，克里斯蒂安在影片結束時說道。


比較起來，同樣獲得奧斯卡提名的日本電影《告白》（2010）其處理方式則完全不同。兩名少年殺死了女老師年幼的女兒愛美，殘忍的做法中透露出同樣的輕率無知。


其中A（受害老師這麼稱呼他）與上部影片裡的克里斯蒂安有點相似，因為失去母愛有些心理失衡。不同於克里斯蒂安母親患病去世，A認為自己要強的母親拋棄了他。他因而要做出一樁驚天動地的事情，讓母親瞧瞧。這中間還有一些瑣瑣碎碎的因素。最終將無辜女孩置於死地的是B，這個少年生性怕事，在家被過度溺愛，也因此他有強烈的失敗感，需要證明白己並不是個「殘破品」。A同學在接受老師盤問時，竟掉頭給了一個燦爛的微笑，並說了聲「開玩笑的」，彷彿全然不知道自己做下什麼。B同學的母親在聽整個事情過程時，不停為自己的兒子嘆息，完全忽視了被害小女孩。


老師本身也認為，「A有殺意，可是沒有殺人；B沒有殺意，卻害死愛美。」兩少年在一種幾乎懵懂無知的狀態中犯下了難以饒恕的罪行。顯然，學校與家庭對於生命教育的缺席，在其中承擔著重要作用。影片中的女教師怨恨法律不能具體地懲戒這些少年罪犯，他們實際上與成年人一樣造成無法彌補的後果。她給自己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有步驟的復仇計劃，並付諸實施。她聲稱已經讓這兩個學生喝下了含有愛滋病毒的牛奶，從而在精神上折磨他們，讓他們接受苦果。B同學因此發瘋而不能上學。受困的A則在「野心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用自製的炸藥炸死了他一心想要見到的母親。


這部影片講述了一個變態的故事。你可以說，痛失愛女的女教師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影片最大的缺點是少了一種價值觀的透視，對女教師的行為缺少一種評價。與少年們一樣，這位女性後來只有從傷害他人的報復行為中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意義，只有瘋狂地折磨他人，她才得以獲得一點平衡，她的做法在精神上是沒有出路的，只有陷入「惡—惡」循環當中。尤其是我們如果將這兩部影片對比起來看更顯出《告白》之缺憾，也更加能夠體會到《更好的世界》中有著深厚的人文精神，有對於價值觀的關心及一種自我反省的立場，而不只是如《告白》那樣製造人性的奇觀。

 （《財經》雜誌 2011年第08期 作者：崔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