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光環下的幼稚

  電影《戰略特勤組》講了這麼一個故事：伊斯蘭極端分子Y聲稱在美國三大城市安放了三枚核彈，他要求與政府談判，條件是美國從所有伊斯蘭國家撤軍；審訊專家H為了讓Y說出核彈的位置，對其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刑訊，甚至威脅要折磨他的兩個孩子；FBI女探員B同情Y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並強烈反對H違反美國價值觀的行為；故事的最後，恐怖份子利用了女探員的同情心，成功地引爆了隱藏的第四枚核彈，幾百萬人喪生。
  劇情如此糾結的電影，肯定耗費了編劇數量可觀的腦細胞，而觀眾也沒有辜負腦細胞們所做出的偉大犧牲，對Y、H、B三人的價值觀和行為進行了歡樂的討論。下面來說說我的看法。
  對於伊斯蘭極端分子，我一向是給予深切理解的。這幫人把真主看得比自己爸爸還親，把《古蘭經》裡的每一句話都當作真理，甚至不惜一切代價要通過聖戰來實現自己的偉大理想併到達傳說中的天堂。至於真主為自己的忠實信徒準備了一個什麼樣的天堂，請看古蘭經的註釋者、博學的Al-Suyuti令人髮指的精彩描述：「每一次我們和一個天堂美女睡覺，我們都會發現她是處女。此外，被主選中的這些人的陰莖永遠不會變軟。他們將永遠勃起。每次你做愛的感覺美妙至極，絕非人間的感覺。如果你在人間體驗到這種感覺，你會昏過去。除了在人間的妻子，每一個被選中的人將與70位天堂美女結婚，而她們的陰道全都美妙極了。」怎麼樣，心動了沒？
  伊斯蘭極端分子與其他人的矛盾，是價值觀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時矛盾雙方就要通過博弈來決定誰的價值觀能得到貫徹，你為了你的正義，我為了我的正義，無可厚非。但如果其中某些人為了崇高理想淪為了恐怖份子，那麼他就要為這種選擇付出代價。一個伊斯蘭極端分子要求美國人滾出他的國家並建立一個服從於《古蘭經》的政權是完全合理的，而令我不解的是，很多認同「普世價值」的人也嚷嚷著撤軍，甚至把美國在中東的戰略解釋為「完全為了石油利益服務」，這是很幼稚的。
  美國插手伊斯蘭國家事務起於冷戰時期，那時候美、蘇兩國在世界各地角力，中東也不例外。美、蘇在中東的任務，就是儘可能拉攏更多的伊斯蘭國家投入本方陣營，而後來以霍梅尼為代表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則兩方都不鳥、既反美又反蘇，他們要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在這一階段，中東處於類似於「魏、蜀、吳」三國誌的狀態，美、蘇雙方都要扶植溫和伊斯蘭政權同時反對伊斯蘭極端主義。而當時的形勢對於美國來說相當嚴峻：大批新獨立的伊斯蘭國家——包括伊朗、阿富汗、葉門、埃及、伊拉克、阿爾及利亞——都逐漸倒向蘇聯陣營，堅定盟友以色列也不斷地與周邊的伊斯蘭國家——包括埃及、伊拉克、約旦、敘利亞以及黎巴嫩——發生衝突。所以為了保衛自由的價值觀，美國必須對中東進行干預，這一舉動被共產主義者厭惡、被伊斯蘭主義者厭惡很正常，但作為認同「普世價值」的人，應該沒有理由反對。
  在蘇聯變成前蘇聯後，中東的主要矛盾就變成了「西方價值」與「伊斯蘭主義」的矛盾，但這時一幫故作聰明的「良心人士」卻指出美國扶植那些獨裁政權完全是為了攫取石油利益，我不知道他們是「很傻很天真」，還是故意裝聾作啞。美國石油利益的核心是「確保石油供給穩定」，然後在國際市場上以相對便宜的價格進口——換言之，若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完全以石油利益為主導，那麼它根本就不用考慮石油輸出國的意識形態。拿一個廣受詬病的例子來說，沙特是美國在中東最忠實的盟友之一，也是美國主要的石油來源，但它偏偏是個奉行絕對君主專制的國家。如果按照這個思路，美國人也應該支持薩達姆、支持霍梅尼、支持塔利班，不要管他們在國內幹了多少爛事，只需要把他們哄開心了，埋頭進口石油就好。但現實是，美國與伊朗長期敵對，連雙子星大樓都被基地平了，小布希更是發動戰爭把薩達姆「咔嚓」了，這要是為了石油，完全是偷雞不成蝕把米——伊朗為了自己的安全做夢都在研發核武器、伊拉克的油田都快被中石油承包了，至於阿富汗那些爛事，就更不必提。所以，美國扶植沙特、埃及、葉門、巴林等國的獨裁政權，是以「價值觀」為主導的，目的是防止伊斯蘭革命，而確保了石油利益只不過是這種政策的其中一個結果而已，千萬不要將目的與結果混淆。事實上，美國最大的問題在於政策僵化、缺乏變通，決策者應該謹慎評估某國伊斯蘭極端勢力上台的風險，不能盲目壓制一切伊斯蘭主義者，這樣只會適得其反。比如不久之前埃及的變革，完全是由受過教育的青年與溫和的穆斯林兄弟會主導的，穆巴拉克早就應該被捨棄，而歐巴馬政府的消極態度是令人失望的。
  恐怖份子畢竟還能夠為了自己的理想獻身，而那些道德絕對主義者——也就是那些要保護恐怖份子人權的人——卻舒服地住在明亮寬敞的大房子裡、喝著咖啡，用書本知識武裝著自己天真的大腦，然後充滿道德優越感地對外面那些幹著髒活累活的人橫加指責，這種行為用好話說是幼稚，用壞話說，近乎無恥。如果沒有CIA特工刑訊恐怖份子所得來的情報，這些「良心人士」不知道要被炸死多少回。
  這些道德家最令人憤怒的論點是：選擇了自由，就要承受自由的代價。他們選擇的自由，就是恐怖份子放炸彈的自由，就是薩達姆滅絕庫德人的自由，就是伊朗阿訇迫害巴哈伊教徒的自由，就是塔利班割掉女人鼻子的自由。而他們口中的代價，卻都要別人來承擔，他們總是樂於擺上一桌道德盛宴，卻從不為此買單。一群「人權捍衛者」整天譴責機場對於乘客的強制全身掃瞄是侵犯人權，讓他們意識到自己虛偽的最好辦法，就是請他們坐一架不經任何安檢的飛機。
  幼稚的人還會問這種可笑問題：如果你用恐怖份子的方法對付恐怖份子，那麼你還和恐怖份子有什麼區別？「聖雄」甘地是「非暴力」思想的創始人，林達所著《重新審視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遺產》中寫道，1936年8月，甘地曾接見中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表示中國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違背了非暴力主張。不久甘地接見世界基督教領袖，再次提到：「從非暴力主義者的立場來看，我必須說，以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中國，來對付一個開化了的日本，還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樣手段來抵抗日本侵略，我以為這是不適當的。假如中國人有我這樣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樣的最新毀滅手段。中國人可以告訴日本人，『帶著你們的毀滅手段來吧，我們以兩億人給你，可是剩下的兩億人我們是不會屈服的。』假如中國人真的這樣做了，日本人就會變成中國人的奴隸。」
  按照道德家們的意思，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應該手拉手以非暴力的方式去感化日本人，如果拿起刀槍反擊，就淪為畜生不如的日本人了——這是什麼邏輯？科技是中立的，人們把它用在善的地方，就成了善；人們把它用在惡的地方，就成了惡。二戰中，德國製造原子彈，而美國若很有「道德」選擇不造，是什麼結果？會用成百上千萬條生命去換猶如「空中樓閣」的道德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瘋子。
  無論如何，我都認為：剝奪別人自由的人沒有自由，侵犯別人人權的人沒有人權。對於恐怖份子，既然價值觀迥然不同，便沒什麼好談的，要花最小代價、盡全力戰勝他們。同時奉勸那些頭上閃耀「道德光環」的人們，要收起那份幼稚。面對毫無底線的對手，你的「道德」，就是你的墓誌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