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世界

丹麥電影《更好的世界》直面慘澹的人生，展現了暴力、寬恕、正義的複雜性，摘得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大獎。影片圍繞瑞典人安東在非洲、丹麥的工作和生活展開：作為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外科大夫，安東在非洲難民營度過的每一天，都要面對愚昧、暴力、貧困、仇恨結出的惡果。非洲、丹麥的風景有多美，安東的心境便有多麼蒼涼。堪比紂王「剖孕婦而觀其化」的惡霸劃開了孕婦的肚子，一賭胎兒的性別。這樣的惡人要不要救治？期盼妻子寬恕婚外出軌的安東，相信復仇只能陷入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無法帶來正義。
 
胡適推崇「寬容比自由更重要」。隨著對自由的認識逐漸深入，我們發現寬容只是自由的一部份，沒有什麼能比自由更重要。喪失底線的寬容和寬恕，實質上是一種狂妄無知的傲慢：自以為是上帝，可以赦免人間的罪惡。寬容成為罪惡的擋箭牌，自由與自由的敵人大可把酒言歡，二戰後何必興師動眾審判戰犯？不懲罰邪惡，何以播撒善與正義的光輝？在「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的南非，犯罪嫌疑人要獲得赦免也必須符合犯罪動機並非謀財害命、澄清真相等四項條件。
 
非洲不平靜，領銜全球幸福指數和清廉指數排行榜的丹麥亦非人間天堂。安東的兒子伊萊亞斯身處校園暴力的漩渦，剛從倫敦轉學過來的克里斯蒂安路見不平，用打氣筒狠狠地給校霸上了一課。影片不願簡單地指責或讚美這樣的復仇，而是希望觀眾思考：在怎樣的情況下，怎樣的暴力復仇才不可或缺、代表正義？
 
當著兒子及其同學的面，遭到粗暴攻擊和羞辱的安東既未還手，也沒選擇報警。這倒不是因為他怕那個修理工，而是覺得以暴制暴解決不了問題。為打消孩子們的疑慮，證明白己毫不畏懼，安東找到修理工，後者竟越發蠻橫。覺得無須在這樣的「白痴」身上浪費時間的安東，儼然非暴力主義的忠實信徒，孩子們則更加困惑，難道這樣就算了？
 
不分場合、對象，非暴力主義不過是迂腐的代名詞，聖雄甘地的偉大與其侷限一樣醒目：反對中國抵抗日本侵略，認為只要擁有非暴力信念，「日本人就會變成中國人的奴隸」；甘地甚至非常認真地建議猶太人用和平方式反抗希特勒，猶太人精神領袖馬丁‧布伯當然不會同意：「對於不明事理的人，採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態度，有可能使他們逐漸變得明智起來。可是要對付一個萬惡的魔鬼，就不能這樣了。」時至今日，印度憲政之父安貝德卡、敢於向殖民者操控的議會扔炸彈的巴加辛在印度的影響和威望，遠遠超過了狹隘地理解、維護種姓制度和印度教的甘地。假如沒有暴力革命的威脅，面對的不是13世紀就建立了議會政治的英國紳士，而是日本、德國一類的法西斯，非暴力運動無異於引頸受戮、與虎謀皮。
 
回到難民營，安東尚未從非洲人的苦難里回過神來，好了傷疤忘了疼的惡霸竟恬不知恥地聲稱他的手下有奸屍的嗜好，安東內心的火山開始噴發。憤怒很快傳染開來，惡霸遭到難民們的圍毆。《狗鎮》（2003）裡的格蕾斯，從寬恕到相信少了「狗鎮」的世界會更好，安東從醫生變成咆哮的公牛，都在表明：面對無可理喻的惡人或罪惡集團，居高臨下、沒有原則的寬恕這一「傲慢」的面具可以撤下了。
 
安東對修理工的「姑息養奸」引發了更大更難以控制的危險：克里斯蒂安、伊萊亞斯伸張正義，把修理工的汽車送上了天，也差點送掉了伊萊亞斯的小命。在影片四平八穩、左右逢源的敘述中，編導的態度逐漸清晰：一個更好的世界，對暴力或非暴力都不能盲目崇信；即便非使用暴力不可，也應對方式和後果採取更加審慎的態度，儘量減少其副作用。
 
令人失望的《慕尼黑》（2005），表明真實的歷史令史匹柏這樣的大導演也望而卻步：1973年4月以色列特工在黎巴嫩追殺3名製造慕尼黑慘案的「黑九月」恐怖份子，可不像影片裡表現的那樣憐香惜玉，怒火滿腔的復仇天使在混戰中打死100多人。《更好的世界》的大團圓結局過於討巧，但它好就好在捅破了所謂的「政治正確」的窗戶紙：以暴制暴固然不是包治百病的萬金油，非暴力主義同樣有其限度。（新民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