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夜晚，我死了。」

真正感動人的，是那份淡淡的情感，那種說故事的態度、語氣和渴望，既不是抽絲剝繭的理性精神，也不是轟轟烈烈的愛國熱情。

曾記得契訶夫寫過的一篇小說——《苦惱》，講述一位拉車的老人先後向各位乘客訴說他的苦惱，但最終卻沒有一人願意駐足傾聽，換來的反而是各種漠然與怒罵；而這位老人的煩惱是，他的兒子在那個星期去世了。

對比《螢火蟲之墓》的開場白：

「昭和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夜晚，我死了。」

同樣是沒有聽眾。

鏡頭拉遠，四處都是屍體。

旁邊一個清潔工平靜地說：「又來了……」

要注意：「我」並不是死於戰爭期間的，昭和二十年，即公元一九四五年，日本早在九月二日便簽署投降書了。「我」在妹妹死後，完全可以靠一己之力養活自己，但「我」卻沒有這樣做。「我」是因為傷心與絕望而死的。

有人說，這部電影是日本人為他們所犯下的戰爭罪行作的掩飾。可我在其中，卻絲毫看不到任何像國產電影一樣的掩飾成份；只有對戰爭與人性的無聲的，卻又是最強烈的控訴。

電影沒有將戰爭雙方刻意描寫成是邪惡的，或是偉大的。相反，電影裡那些口口聲聲說在為國家出力的「愛國者」卻是最自私自利的。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作者有意而為之，但在我看來，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地都是普遍的，特別是中國。有人曾經半開玩笑地說：「有這麼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國叫納粹，在中國叫——愛國者。」這也不無道理。中國的「愛國者」，在我觀察看來，愛的國都是「國家」，而不是承載著對土地與人民的情感的「祖國」。當然，也不排除他們當中有連這兩個概念都分不清楚的。在中國，只有官方的與符號的愛國主義，而無個人的與他國的愛國主義。

那些批評這部電影與文學作品的人說，它企圖通過一個悲劇故事掩蓋日本人對中華民族的損害。這些人始終沒弄清楚，自己所說的日本人究竟指的是誰。是有上千年歷史的日本民族、還是現在二萬萬以及今後的所有日本人民呢？他們全都有罪嗎？要知道，當今的日本是一個有言論及出版自由的國家，個人的思想與文學創作並不像某些國家，是不受政府控制與約束的。倘若今天日本政府誠意地道歉了，但他們也不能像我們一樣把這部「有為侵略戰爭辯護嫌疑」的電影封殺，今天的日本畢竟是一個人權國家。

老實說，我個人也覺得日本政府的形式道歉並不足夠（實際物質的補償不說足夠，也是差強人意了）。亞洲人都是愛面子的，地球人都知道。中日關係能在今天的基礎上更好的發展而不是惡化，是大多數中國人民，甚至是世界人民的共同願望。目前中方對日方最嚴厲的指責，莫過於日本政府的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了吧？我個人也反對首相以政府官員的名義去「參拜」。但我並不反對他以日本公民的名義去「參觀」，就像我們不能阻止德國人去參觀奧斯維辛國恥紀念館一樣，況且這是日本人的一種信仰——死亡崇拜，別人不同我們，是有信仰自由的。但這卻是許多中國「愛國者」們也要反對的，說是對不起中國8年抗戰的1800萬亡魂。

關於這種論點，最近網上，一位叫袁騰飛的歷史老師給了一個在我看來非常精妙的解答：

1959-1961年，中國正處於共產黨領導下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時期，發生了「三年困難時期」。官方說是自然災害嚴重，有人信。1960年，中國人口負增長。3年共計非正常死亡人口增加超過2000萬。真要說自然災害，這恐怕是6500年前恐龍滅絕以來地球上發生最嚴重的一次了。8年1800萬，3年2000萬。後者的「效率」「遙遙領先」。而導致這場災難的幕後黑手，現在竟仍睡在世界上最大的停屍房——中國的「靖國神社」里。難得他的追隨者們批評靖國神社的參拜者們還那麼振振有詞呢！彷彿別人刺刀上的中國人才是人，自己老大哥屠刀下的中國人便蟲蟻不如，忽略不計。

你們究竟是愛國還是愛那個懸掛在你們頭頂的曾經叱吒風雲的死人頭像？——它給你們帶來所謂的「民族自豪感」和當年天皇腳下的武者與元首麾下的士兵的有何不同？

日本能有一部《螢火蟲之墓》，一位純粹想說故事的「我」，是因為他們有些人會反省，依然敬畏著人性中美好的東西、能夠認識其中的醜惡。我們的無產階級人性論信徒們——「凡是老大哥所說的都是偉（大）光（明）正（確）的」——愛國者中間，恐怕永遠也出不了這樣一部作品
20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