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國的人們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完全明白「世界」是怎麼回事兒。戰火的確燒到膠州灣，但與中國幾乎毫無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的時候，無論按照東亞以37年日軍攻陷盧溝橋為標誌還是以39年德軍閃擊波蘭為標誌，中國對日本的抵抗與歐陸發生的戰事關係不大。換言之，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抗日戰爭在世界版圖上講只是區域戰爭。

中國被逼無奈和日本纏鬥八年，對於中國人來說，反法西斯鬥爭是一個遙遠的概念，不管反不反法西斯，法西斯是誰，都必須把日本人從家裡趕出去。所以無論是親身參與戰爭的中國人還是我們都沒有盟國，沒有配合，沒有夾在法西斯與反法西斯中間的兩難境地。我們不可能是中立國，也就無法以這種似乎更複雜的角度回憶戰爭。

一些遠比當時的中國更富裕的歐洲國家卻面對「習慣性」動武的德國選擇了中立。中立國國民的心態究竟如何我們很難切近地體驗。瑞士是中立國，瑞典是中立國，丹麥和挪威一度是中立國，愛爾蘭的敵人永遠是且僅是英國，如同土耳其的敵人永遠是且僅是蘇聯，它們也是中立國。這些國家土地面積遠比中國狹小，人口流動性大，文化同質性和異質性都很強，中立能維持一段穩定，但勢必招致更複雜的麻煩。戰時生活對於他們與對於中國人完全不同。

影片中火焰反覆在提醒自己，「戀人」和戰友，「記得他們是哪天來的嗎？他們是4月9日來的。」，此時螢幕上便出現歷史影像資料和圖片，都是一隊隊密密麻麻的德軍機械化部隊。 虛構場景拍攝與歷史資料跨越或並置的方式彷彿在一遍一遍強調歷史的確真實存在，然而觀眾會感覺到這些證物並不是給觀眾看的，而是給敘述中的各位主人公看的——在這裡無論觀眾還是敘事者都感受到由不確定的感知和有可能淡去的記憶導致的焦慮。在影片中可以看到大多數丹麥人正以一種模糊的方式應對納粹，如同在和另一個人種打交道，而不是入侵者；他們談起納粹時奇怪地帶著種族主義的不適感，而不是愛國者對入侵者天然的仇恨。他們對於戰爭什麼時候發生，是否已經發生，儘管緊張卻並不敏感。檸檬是火焰的拍檔，他也有句台詞反覆出現「戰爭來了。」這句話與其說是通知，不如說是揣測，裡面有興奮也有恐懼。

檸檬和火焰在「戰爭來了」以前，都聽命於一個叫溫澤的人，接受他的命令暗殺蓋世太保和納粹分子。這樣的隨意性和與一個個體在某種理念下達成的契約性合作本質上與黑幫無異，它必然導致盲從和失敗。火焰的父親開著一個小賓館，蓋世太保的頭子時常去那裡過週末，在火焰要求父親透露給他這個頭目的行蹤時，父親對他的生活給與一針見血但飽含憐愛的評價：「以你的頭腦和背景做點別的什麼，比你在街上轉著圈殺人強的多。」愛你的人最希望的事情永遠是你活下來，而這也永遠只是個希望。

檸檬往往還有另外一句台詞緊接著「戰爭來了」： 「沒有什麼正義不正義的。」這句話嘲笑了戰士純真的必死信念，也帶出火焰在與蓋世太保的頭目狹路相逢時的猶豫以及錯過絕殺就將必然死去的情節套路。

中立國的存在便利地給與人們另一種可能性來闡釋戰爭：戰爭是私人的還是集體的？戰爭是個人的還是國家的？地道戰的勝利靠的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也靠區隊長對具體戰術的部署和經驗豐富的戰士在村民中串聯協調。將戰爭私人化最好用的辦法往往是英雄輸給愛情，尤其是敵我身份不明確的愛情關係。但這並不是大家慣常傾向於把握的兩種獻身的鬥爭：是服從情感還是服從主義。相反，好的故事應當是雙方如何斤斤計較，如何保全自己，如何留下對方一條命讓自己去索取感情的依靠同時在其它方面使其一敗塗地。一句話，講極端自私的故事。如同瑞士人有一句話：「我們一週有六天為納粹工作，有一天為英法祈禱。」從這個意義上講，火焰與檸檬各自愛情生活所構成的兩條敘事線索高下立辨。

影片最打動我，讓我咒罵這個世界幾句「shit！」並眼圈紅起來的時候是檸檬舉著槍威脅雜貨店老闆給他在一個空箱子裡裝滿蘋果，巧克力和真正的咖啡這個情節。雜貨店老闆就是個不得不投降了納粹的小人物，他至少不是個壞人：說了很多遍打烊還是笑著轉過來問檸檬要點兒什麼。檸檬用一個集體的/國家的納粹的概念打劫了這個小小的個體，在影片中僅此一次「濫用了歷史」，因為他要挽回他的妻子和家庭。

影片有很多次俯瞰哥本哈根的鏡頭，角度和顏色讓我想起佛羅倫斯。歐洲這樣的城市都密集而安靜，觀眾可以切近地感受到死亡的逼迫與生命的掙紮在街巷間共存。這樣的鏡頭也選擇了一個上帝的視角：在上帝眼裡，我們都是中立國的人們。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