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手》：共患難容易，共安樂難

說實在，一開始沒打算寫《推手》的評論，看完之後我就覺得這部電影除了在講父子情之外，還有很多篇幅的隱喻是在說政治和文化背景，而對於我的年齡來說，這些隱晦的情節是難以看透的，想當年李安拍這部電影的時候，台灣正值各種運動激烈，僅就演員王伯昭的大陸人身份就差點令電影拍不成，所以李安在電影裡隱藏了太多諷刺和隱喻，即便是我看的出來，因為年齡的關係，我也理解不了。
《推手》作為李安導演的處女作，可謂是讓人驚艷，一貫細膩的拍攝手法，電影進展緩慢但是觀眾卻不會感到拖沓，但是作為第一部長片，《推手》相較於後幾部作品來說還是稍顯不足，可能是電影前期波折較多，拍的比較匆忙的緣故，《推手》給我的感覺就是太倉促，前面用了那麼多瑣碎的細節來鋪墊，最後結尾卻感覺是匆匆結束，而且最大的敗筆就是導演急切的想表達一些東西，就強硬的安排很多細節台詞進去，反而讓人覺得很刻意。但是理解李安的「急」，拍攝《推手》之前，李安有6年的時間是賦閒在家，靠太太賺錢養家，直到九零年他完成《推手》的劇本，贏得了台灣新聞局40萬的輔導金，才真正可以開創自己的電影事業，所以他的迫切，他想一鳴驚人的心理我們可以理解，畢竟如果當年的《推手》拍不成，就不會有之後的《喜宴》《飲食男女》，更不會有今天各種榮譽的《斷背山》和《色戒》，正是因為有了《推手》的這些不足，我們才看到了李安導演之後的進步和他一直被隱藏的才華。
《推手》一開始就包含了太多東西在裡面，老朱和洋兒媳婦的生活差異，年齡差異，文化背景差異，兒媳婦瑪莎是個作家，素食主義者，典型美國人的個人主義，老朱是太極拳教練，注重養生，接收的是儒家思想和中國的共產主義，李安開頭就用緩慢瑣碎的生活細節來展示兩代人和兩國人之間的各種代溝和差異，十幾分鐘的描述幾乎沒有台詞，從這就可以看出導演拍攝電影的細膩和獨特。之後兒子朱曉生下班歸來，整部電影才呈現出一個正常的家庭狀態，但是狀況隨之而來，飯桌上的一段爭吵則和開頭公公媳婦之間的安靜呈對比，曉生一邊用國語和父親交流，一邊又用外語和瑪莎解釋，整個場景滑稽的讓人忍俊不禁，三個人坐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卻無法交流，無法溝通。李安總是喜歡用吃飯的場景來表達一些主題，《飲食男女》里，一家人很少交流，卻喜歡在飯桌上做溝通，但是《推手》里老頭子是想溝通卻無法溝通，語言不通，性格不同，和洋兒媳婦唯一的交叉點就是兒子曉生，所以飯桌上加上孫子傑米，四個人的交流顯得非常熱鬧，可是這種「熱鬧」卻顯得寂寥和可悲。雖然在大聲呵斥兩人閉嘴之後，曉生立馬向父親解釋並不是針對他，但是前面的這些對父親的耐心和百般忍讓，卻是鋪墊了後面他內心的矛盾和無奈的選擇。因為老朱的意外失蹤引燃了兒子心裡的導火索，他毅然決定把老朱送到老年公寓，從而使家庭恢復原貌，可床頭前老朱的一番回憶卻又讓他無法說出口，原來在當年的文革中，為了救兒子，妻子被活活打死，所以老朱說「我對不起你媽，我對得起你」。當曉生抱著妻子微笑著說「我想到了一個辦法，能把老頭子送走，又不會傷感情」時，那一刻，作為觀眾，真的千百般滋味在心頭啊，不能說責怪曉生的無情，又不能原諒他的無情，這種進退兩難的矛盾境地，作為觀眾都能感同身受，更何況劇中人。辦法無非是那個自己覺得有情有義，實則是自私自利的假意撮合一對老人，曉生察覺父親對朋友的母親陳太太有意，於是想順水推舟的讓父親搬出去。當陳太太明知道自己的身體不好還是倔強的陪年輕人爬山，體力不支的坐在臺階上哭訴「咱們幹嘛這麼為老不尊，一大把年紀給兩個孩子來擺佈，這算什麼，嫌我老了沒用了」。李安以一個遠景反襯出兩個老人知道真相後的落寞和無奈，我想所有看到這個鏡頭如曉生一樣年齡的觀眾應該都會不約而同的拿起手機給遠在老家的父母通個電話，或許只是一個簡單的問候，老人們都不會覺得自己是被無情的遺忘或是拋棄了。就好似老朱在離家之前給兒子寫的書信「常言道，共患難容易，共安樂難，想不到這句話會應用到你我父子身上」，多少人不曾像曉生一樣想過日後飛黃騰達了要把父母接到自己生活的地方，不管是在物質還是精神方面都儘可能的彌補之前所沒做到的，但是又有多少人是能在家庭和父母之間找到平衡的？
離家出走的老朱跑到中國城的餐廳做洗碗工，在勞累了一天下班後回到租住的小破公寓，想靜下心來打坐，卻不知是因為身體勞累，還是心裡疲憊，竟也無力的倒在床上，這也就是老頭子一直掛在嘴邊上的「練精還氣，練氣還神，練神還虛，這練神還虛就難了」。
最後的結尾也在老朱和陳太太隱喻的對話中結束了，「我住那邊168號房」「我住在那棟2101」，簡單的對話卻透出無盡的悲涼與辛酸，各自的兒女每週定時的來看看自己，看著曉生和瑪莎一臉開心的表情，我在想，這難道就是最圓滿的結局嗎？
結尾李安又是一個遠景定格在兩個老人身上，只不過，在老朱嘀咕的「沒事，沒事」中，我們就暫且當這是最圓滿的結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