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的琴》之外，「小元」的回憶

之所以喜歡《鋼的琴》，有一個原因是劉先生和李女士也是電影裡的那時下崗的，電影裡的每個場景都能喚起我很多回憶。主編說《鋼的琴》後必會有一股以回憶下崗為主題的、新的傷痕文學潮流，我深以為然，因為有很多事也浮上了我心頭。

「下崗」或許是中國特有的詞，它既不同於裁員，也不同於退休，想出這個詞來的人是很牛叉的，一個工人下了崗，意味著他/她還沒有到退休年齡，但廠子不要他/她了，並非由於他/她技術不好，而是由於一些「不可抗力」，作為補償，你會得到一筆安置費，與工齡直接相關。

我家西寧，很多國有企業都是支援三線建設時期從內地整體移植過來的，與礦與老工業有關的基本都從東北搬來，包括機器和人。所以我們在說一個廠子倒閉時也用東北人的講法，叫廠子黃了。

黃，不是一下子就完蛋了，黃，其實是一個過程。劉先生和李女士雖然同在新華布鞋廠，但劉先生作為車間工人，先於李女士下崗。晚上有個上海叔叔來我家，跟劉先生李女生探討，「怎麼辦」「幹點啥」。上海叔叔和劉先生一批下崗，他屬於特例，因為新華布鞋廠是從上海來的，隨廠來的上海人要嘛是管理層，要嘛是核心技術人員，普通工人是來青海後分配的，以青海當地人為主。

上海叔叔照著他記憶里模式，與劉先生合計了怎麼做、怎麼擺、怎麼賣寧波湯圓。他們把一張約5cm厚的實心木板創平，用白色人造革蒙住一面，拿圖釘包齊，下面墊上普通摺疊桌，圍上椅子，約麼夠7、8個人坐的。第一次出攤非常早也非常近，就在我家旁邊的十字路口，瞄著吃早點的人。上海叔叔操著家鄉話顧攤，劉先生坐在僅有的桌子上吃了一大碗湯圓；然後換劉先生操著國語顧攤，上海叔叔坐下吃了一大碗；李女士送我上學，繞道先來看湯圓攤，我們倆坐下吃了一大碗份量分成的兩碗圓宵。

沒多久寧波湯圓攤黃了，上海叔叔和劉先生拆夥，湯圓材料和鍋歸上海叔叔，劉先生留下了蒙了人造革木板和普通摺疊桌。然後劉先生改賣了胡辣湯。劉先生、李女士、我，兩個半人依舊每早輪換著顧攤和坐下來吃喝湯招客。

沒多久胡辣湯攤也黃了。幪著人造革的木板和摺疊桌都在，但沒有上海叔叔一起探討「怎麼辦」和「幹點啥」了。李女士對劉先生說：實在不行，你就只能去站大腳。我不知道：「站大腳」是李女士的鄉音東北話，還是劉先生的鄉音湖北話，又或者是青海當地話，又或者是我唯一會說的國語，總之「站大腳」的意思是白天站在家屬區集中的街邊，等待被雇作臨時工，比如抬個冰箱、御個磚頭什麼的。「大腳」其實也有些技能，那要看他站在街邊手裡拿著什麼，拿著手鏟（記不清名字了）的大概會點沏牆和刮膩子，拿著鐵杴的大概會打蜂窩煤……拿著麻繩的是最普通的一種——「我力氣大」。

劉先生如果去站大腳，手裡只能拿條麻繩，因為他不可能拿鞋楦頭，也不會有人請他去分揀做布鞋底用的塑料。

但劉先生沒有去站大腳，他去找了兄弟姐妹中唯一沒有被「黃」的大姐，劉女士。劉女士的大女兒劉姑娘，也就是我的表姐正休完假要回深圳，坐飛機。我沒有坐過飛機，但我跟著李女士和她的同事坐火車去過首都北京。而且李女士坐過飛機，她做飛機去廈門學設計鞋，她也去上海學過設計鞋、去桂林學過、去武漢學過……在廠子開始黃前，她似乎去過全國各地搞設計。

去機場送劉姑娘時，劉先生和李女士商量要買點什麼東西，最後他們買了蘋果，五斤或者三斤，青蘋果，裝在兩層紅色塑料帶里。機場不讓送得很進去，我好像沒有看到飛機。蘋果也沒有送去深圳，大概沒有人會把幾斤青蘋果提上飛機，最後劉女士把它們拎回了家。

劉先生用從劉女士那借的錢和下崗工齡買斷的錢買了一位黃色的面的。劉先生報了班考駕照，但從來不去學，他早就會開車，因為他的爸爸老劉先生是一位多年的汽修工，劉先生從會用8個汽車螺絲換一個蘋果起，就會開車了。劉先生拜託同班的一位伯伯幫他應付老師，這位伯伯和劉先生李女士都熟，和劉先生是前後腳下崗。劉先生告訴他，老師如果點名，你就說我出去上廁所了。伯伯把劉先生的話執行得特別徹底，這位上班多年一直受車間主任表揚的好工人，實心眼地在所有點名時都告訴老師「劉**去上廁所了」，連一個別的理由都編不出來。

劉先生還沒有拿到駕照跑黑車和剛拿到駕照跑出租的那兩段時間，都是李女士陪著他晚上跑車。他倆會讓我一個人在家，好處是我可以隨便看電視。我應該不是六歲就是七歲，那時新白娘子傳奇已經播完，我不記得有什麼電視特別吸引我的。所以我的辦法是把所有屋的所有燈都開著，電視也開著，然後躺在雙人床的正中央頂著床頭睡。因為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幻想床的那頭有個大洞，如果掉進去就會到另一個地方。這麼睡久成了習慣，我就多了一個毛病，非得大開著燈才能睡著。劉先生跑車熟練了、晚上不用人陪之後，李女士花了很長很長時間才硬把我這毛病扳過來。

這期間李女士也意料之中地下崗了，廠子徹底黃了，但依然有幾個人留下，她們是原來門市部的幾個阿姨，她們留下賣庫存的布鞋，賣多少掙多少。布鞋總有賣完的一天，成鞋賣完了她們開始賣鞋帶鞋面，鞋帶鞋面完了賣布料和鞋楦，布完了賣鐵賣木頭、賣廠里所有能賣的東西。一段時間之後，在她們近乎被遺忘時，我們當地晚報的一則新聞讓她們又被想起，新聞的內容很有力：新華布鞋廠倒賣國有資產。

廠房的確是國有資產，在從上海遷來至被改革之間，它也曾紅紅火火。連它所在的地點都很不一般，這裡是當年西北軍閥馬步芳的總部，那位回族上將在這裡殺人腰斬，平民和解放軍的頭顱都在這掛過。出廠幾十步之遙就是西寧最大的清真寺，穆斯林每週五在那裡做禮拜，每次跪地唸經的人都會佔滿整個街道。

李女士下崗後也去學了車跟劉先生白天晚上輪換著開出租，至於後來賣車、買別的車、轉行等等等等又是另外很多段故事了。他們當時的同事境遇大致相同，比如李女士最好的朋友馬女士，下崗後租下了原來廠裡的一間門面賣副食百貨。有一年李女士帶我去看她，她講了很多開舖子的事，元宵燈會「二龍戲珠」剛好紮在她鋪子外，那幾天晚上膠捲都賣瘋了。臨走時馬女士送了我一瓶張學友代言的樂百士牛奶，巧克力味的；送了李女士一大包新出的衛生護墊。

別以為受牽連的只有沒多少文化的普通工人，李女士的同事、當年廠里唯一一個大學生也下崗了，只是下崗的時間比普通工人晚了一點。他下崗後一直沒有謀得好工作，聽聞在很多地方輾轉來去，也許因為是大學生的關係，精神狀態一直不振。多年後在慶祝我考上大學的酒席上，他也來了，李女士特意要我見見他，說這就是大學生叔叔，他穿著白色暗條紋的襯衫，挺高興地講了很多文科的學習方法。他說文科背東西很重要，他現在還能背好多課文，李女士還有當年的老同事們紛紛點頭附和，然後他就真的背了一段《醉翁亭記》。

想到他們時我總會想到一本書，孫立平寫的《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書里有這麼一段話：對於他們（現階段的下崗失業者）中的絕大部份來說，第一、回到社會的主導業中去已沒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體制之下，回到原來那種穩定的就業體制中去也沒有可能；第三、朝陽產業不會向他們提供多少就業機會。這也就意味著，目前的下崗和失業者，事實上是社會中的被淘汰者，他們已經成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的一個群體。而且這個群體的規模很大。

每個下崗工人背後都是一個家庭，近年有研究指出「下崗」潮後的幾年是中國離婚率的高峰，離婚人集中在那些一方下崗另一方有工作的家庭中。上文所寫的人和事只是我記憶里新華布鞋廠里很小的一部份，而對於那個年代和人群來說，新華布鞋廠又是微不足道的一部份。而「改革」這個詞里，有很多個李女士劉先生、新華布鞋廠、《鋼的琴》。

跟主編聊《鋼的琴》，他說在「下崗」前，吳敬璉那派的經濟學家曾提出，下崗可以，但下崗後不能放任工人不管，應該給他們以社保醫保養老保障。那是一筆以百億為級別的錢，原本是沒有的，吳敬璉等左算右劃想出了將一部份國資套現換成錢的辦法。但另一派經濟學家反對，他們說那是把國家的錢變相地揣進老百姓兜里。於是保障計劃就被擱置了，工人們分批下崗，買斷工齡領完錢就走人。一個國家改革的成本分批地、按部就班地被轉嫁到普通人頭上，連帶著的是無數個普通家庭多年的持續絞痛。

非不能也，不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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