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惡揚惡，中式紀錄片

中國的紀錄片總是太過殘忍，像恐懼著蒼茫世界而皺縮成小小一團的一顆怯懦的心——從《幼稚園》到《please vote for me》，非則現實殘酷，便是動機殘忍。

可我們總得明白，孩子並不總是天真無邪一如成人妄想的。
《裸猿》說，無論我們從事的任務多麼高尚，我們祖先的基本行為模式仍要露出馬腳。他們因無知而無畏得肆無忌憚，天然著遵從於更加赤裸的動物慾望。

突然明白也許我是錯的。
——曾經看過《幼稚園》的時候，我下定決心要予未來的孩子一片天真至誠的天地，要叫他們不欺祚，不偽飾，留存他們的天性天然。但莫非這才是虛偽與矯飾？——正是伴隨著成長的社會化，我們才得以學會偽裝，掩瞞慾望，力顯良善？

不。不。


我是不能叫自己相信這些的。我必攫緊自己的全副思想，不存一絲惡意的遐思與揣度——於至親的孩子們。

那便叫我憤怒吧！
在這不甚清明思緒模糊的時候，我倒要來責備那些紀錄片的攝影人，又或使用更加契合的說法——計劃者。非關公愛，更不是因由確切的理性，他們便做了這般毫無人道精神的行為。他們引誘，他們暴露，他們大肆叫賣著孩子們不加掩飾的慾求與私鬥之醜惡。可他們又何曾高尚？他們既已賴求惡的東西以飽腹欲以達私利還且自我膨脹，又何以不是惡的一員？他們鞭笞現實之醜惡的目的或許高尚，可目的的高尚卻掩蓋不了手段的低微——遑論他們根本無意掩飾，甚是沾沾自喜。

新聞學中我們有理論曰新聞之真實性，我們駁斥一切「釣魚」或引誘而成之新聞為不真實且無可立足的新聞。但面對性質上更加接近新聞而非觀賞性電影的紀錄片，我們卻很少考量它們的真實性。
看過《please vote for me》，我們嗟嘆中國民主的缺失，我們恐慌孩童世界的複雜，我們卻不曾計較其間的真實性與正義性，我們卻無意於面前三個孩子的未來。


須知痛苦並不僅僅需要正視，更多的是要求疏導的。

紀錄片中，我們面對的不是場景不是演員，而是不可重複的人生，是不可複製的人。很多時候，拍攝和放映的過程就是一種袒露傷口的痛苦——哪怕袒露者不解其憂不以為意。

在觀者遙遠又不可知的時候，保護眼前苦痛的他們才是記錄者的義務。凱文•卡特《飢餓的蘇丹》之爭即告訴我們，人性總是高於職責的。直面苦難的時候，我們如何可以一味做著單純的記錄者與旁觀者？甚是更加可恨的，按著既定抑或需求的「劇本」加以引導以暴露。


於此而言，我倒真心地更加喜歡國外的紀錄片。

面對現實的痛苦，那些有所信仰的人的情懷總是更大些的——足以容納我卑微的恐懼。就如同Anne Pick的《張純如——南京大屠殺》所說：「Trust me with your pain，and I'll take it as my own 」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