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詩社》觀後感

將《死亡詩社》這部電影拿到北大的教室裡來放映，實在是一種能夠引起共鳴的行為。想起兩三年前央視六套播出這部電影之後，讚捧與批判基廷教授的聲音在各種影迷網站論壇上頗有分庭抗禮之勢，彼此難分高低。爭辯起因於對基廷教授的教育理念的不同理解，著眼點對於教育作用的探討。
布爾迪厄在《學校論述：語言誤解與教授權力》中，認為教育的作用在於傳達知識。在理想情況下，教授在課堂上講授的內容，大部份的學生只能掌握其中很有限的部份。比較不負責的教授認為學生本來就不用功，程度不好是理所當然的。另一方面，有些學生則是期待教授扮演智慧大師的角色，告訴他們生命哲學、生活指引。在布爾迪厄早期結構主義思想下的教育再生產理論強調教育的功能在於再現現有的社會權力和生產關係。這樣，知識在其育人這一顯性目的的背後，產生了一種新的隱性目的，即影響一個人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知識的層次與多寡決定了人的社會地位與生活品質。如果知識的這一隱性職能膨脹到強大得足以遮蔽育人這一目的後，人們對知識的渴望便不再是出於對自我發展與提升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對社會地位的追求與社會財富的佔有。已經分化為社會菁英的階層，會對社會的教育機構、教育理念等施加壓力，以使自己的後代可以接受更有利於培養他們成為菁英的教育。這樣，從教育的內容，教育的形式，到教育的目標都會變化，人不再是教育的主體了，而只是一塊已經安排了命運的鐵礦石，只待被加工後成為一個螺栓，被固定在社會這個大機器中的一個已經留好了的空餘位置上，一直工作到被強制報廢為止。
面對上述分析，以及的確在電影中如此反映出來的現實，電影裡面的年輕學生與北大這裡的學生同樣表示出了抗議，要求改變這個狀況，但是是否教育的確應該改變呢？
涂爾幹描述教育定義時說到，教育是人的社會化過程。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人逐漸融入社會，互相改變對方，而社會終究遠遠大於單獨的人，因而互相改變幾乎退化為單向的社會對人的改變。伴隨著這個過程，通常會發生人的湮沒與同質，人的差異化在這裡體現出來，即總有不甘於碌碌無為的人會要求嶄露頭角，獲得社會地位和聲望，而這卻並不簡單。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先天稟賦，就像不是所有人都具備企業家精神一樣，並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強健和蓬勃的生命力，都能夠在面對困難和挑戰時突破自我，完成跨越。多數與平庸之間是可以劃等號的，這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批判雅典民主政體的缺點時所立論的一個基點，因而基廷教授那樣的教育方式只可能適合一小部份的所謂菁英，而這些菁英也的確具備稱其為菁英的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