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對集體主義時代的鄉愁

（一）昨天所有的榮譽，已變成遙遠的回憶
代表城市標高的紅磚大煙囪，上面已經發黑。鐵軌穿過城市居民區，枕木已經被荒草埋沒。破敗工廠裡的偽滿建築是辦公樓，蘇式建築是職工宿舍。木製窗框上綠漆斑駁，有光從殘缺的玻璃上漏過來，大大的廠房車間裡便有一束浮塵在光中飛舞。在東北城市中長大的孩子，對這些景像不會陌生，而自己或者身邊的同學也多有親戚在廠子裡上班。
在鞍山長大的學者吳福輝有一次到師大講學，他說小時候大人一上班，滾滾車流全朝著鞍鋼方向，不一會整個鞍山就「萬人空巷」，成了死城。
那時候的東北，能去廠子裡上班是一種榮耀。東北的城市裡都有一家或者兩家工廠，是支撐這座城市的脊樑。哪怕在俺出生的最偏僻最貧苦的遼西朝陽，也有兩家大型國企，朝重和朝柴，能在這兩個單位工作的人，地位就是現在的公務員，工廠福利待遇好，經常發個火柴毛巾洗衣粉電影票什麼的。十九個月的時候，我媽就用自行車載著我把我送到朝柴幼稚園，然後她去上班，那時候的工廠，幼稚園、醫院、電影院一應俱全，職工的婚喪嫁娶、生老病死全包了。
我一個72年生的朋友後來成了某文學雜誌的編輯，他說最初的偉大理想是進城當一名工人，穿上洗得發白的工作服，騎著「白山」牌二八自行車上班，車把上的網兜里裝的是鋁製飯盒，禮拜天還能逛逛馬路。
那時候的人們對社會主義國家有著一種堅定樂觀的信心，根本無法想像有一天單位會破產，自己會被買斷，廠子是國家的，怎麼也能黃了？
一時風光無兩的大廠子竟然成了城市發展的「沉重的翅膀」，幾千人或者上萬人的大廠子一下子說沒就沒了，那麼多人無情地被拋到社會，自謀生路。然而廠子裡的職工早已經被溫水泡慣了，技能單一，而當時東北經濟也不像南方活泛，自己在工廠里跟機器打交道的手藝出了廠子就一無是處，因此有幾年東北城市裡的三輪車和報亭一下子增多了不少。
下崗是必須面對的問題。許多家庭都是雙職工，從此生活陷入困頓。九十年代，一到冬天，許多城市的市領導就為取暖費徵集不足發愁，一直享受單位福利免費供暖的職工思想難以轉變是一方面，更多的是確實交不起這一千多塊錢。
白岩松在《痛並快樂著》中有一個段子：某年冬天過年前，一職工下班回家，路遇劫匪，被掠去一百。劫匪問哪個廠的？然後這個職工就說以前是哪哪廠的。劫匪聽後動了惻隱之心，說你們廠子效益也不好，又還回去五十。這個職工拿著就要走，劫匪發話了：別走那條路，前面還有一撥等著呢。
這個段子讓人心酸，當時的東北就是片子中的背景。無論是《耳朵大有福》中的王抗美，還是片子中的陳桂林，他們都不是他們自己，他們代表著整個東北工人階級，在時代變革中無能為力的下崗或退休工人。
（二）東北對集體主義時代的鄉愁
這部片子中，背景就是它的主題。
張猛無意於講一個故事，他是想藉故事抒發對逝去時代的紀念。那種感情是一種酵母，就像沈從文對湘西的情感、王朔對大院的情感或者片子中汪工等人對兩根煙囪的情感，這種情感溫暖而複雜：「就像一個被遺忘了許久的老朋友，當有一天他要走的時候，不知道是該竭力的挽留，還是默默地看它離去，突然有種莫名的憂傷，有些話想說，卻又不知道說些什麼。」片中汪工的這番話，正是張猛對於那個時代的夫子自道。
張猛片中小人物在大時代變遷中的悲涼歌哭，透著他對東北集體主義時代的溫情與感傷。
反思、質問以及詰難，那是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做的事情。張猛只是想展示一段他的成長記憶，一段東北下崗工人有過的生命狀態。所以鏡頭裡多見廢墟一般的工廠，沉重緩慢而過的東風牽引車頭，裸露著紅磚的建築廠房，這些是多少年不變的東西，每個東北城里長大的七零後、八零後，都能從中找到童年逝去的風景。
片中繁複的音樂掩蓋著人物的苦悶、不安和掙扎，蘇聯音樂被大量借用，誰都知道蘇聯對東北的輝煌意味著什麼。如今盛景不在，但是曾經的輝煌卻揮之不去，陳桂林等一方面借蘇聯音樂用以療現實的傷，一方面用以念當年的好，畢竟懷舊會使懷舊者當下的生活不那麼沉重，也使逝去的生活顯得那麼輕盈，張猛玩的是一種形而上的隱喻。
從處女作《耳朵大有福》到《鋼的琴》，張猛都是用心在拍電影。他是一個注意細節的導演，裡面有許多橋段讓人含淚的笑。在普遍浮躁的中國電影界，對待電影能如此真誠的人不多，他是值得尊敬的。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