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女性主義的讚歌——《時時刻刻》

一個人能使自己成為自己，比什麼都重要。——維吉尼亞 伍爾芙
在我看來，得益於出色的劇本表達，高超的導演技巧以及優異的表演詮釋，時時刻刻可以算作是2002年最好的電影了。在橫掃了各大電影節和奧斯卡的重量級獎項後，電影也在挑剔的影評人口中贏得了不俗的口碑。維吉尼亞 伍爾芙的達洛維夫人，麥可康寧漢的普利茲獎獲獎小說，梅里爾斯特里普，朱利安摩爾，尼克爾基德曼三位影后的迷人風範，菲利普格拉斯的脫俗配樂，當這些元素綜合在一起後，人們可能以為導演史蒂芬戴德利想不成功都很難。但是，局部的傑出並不意味著整體的出色，對於導演來說，如果不能很好的將構成元素捏合為一個整體，那麼這些犀利的閃光就可能反戈一擊刺傷本應擁有的品質，不再使得光影的運轉和流淌在局部的潤滑下走向暢快和淡然，而僅僅淪為細節奪人眼球的平庸之作。
幸好史蒂芬戴德利沒有被這種潛在的雙刃劍陰影打垮，作為一個英格蘭人，歷史的淵源可以讓他很好的體味維吉尼亞 伍爾芙這位最偉大英國女性作家的人生經歷，但是，作為一個男人，伍爾芙敏銳和細膩的心理起伏是如何進入到史蒂芬戴德利的創作意識中的呢？在這方面，作為電影創作藍本的普利茲獎獲獎小說《hours》可以說提供了有益的支持。麥可康寧漢的小說以伍爾芙的的達洛維夫人作為藍本，對小說中的人物進行了更富探索精神的演繹，這充分體現在小說對於時代背景的改寫和拓展上，伍爾芙的達洛維夫人當然是以伍爾芙自身的感悟和創痛來激發靈感的，這不可避免的會銘刻上時代的獨特印記。作為一部女性主義的小說，伍爾芙對於維多利亞時代女性角色的思索是十分準確的，但是，這種共時性的成功並不能保證女性題材內涵得到充分的挖掘，一種歷時性的關於不同時代女性變化趨勢的考察和記錄就變得十分重要。在這方面，康寧漢的《hours》可謂是伍爾芙小說的面向時代進路的有益補充。
這樣一來，伍爾芙的達洛維夫人，康寧漢的《hours》，戴德利的《時時刻刻》就構成了連接現實與虛幻，文字與影像的三重文本關係。而這其中，康寧漢的《hours》無疑是文本表達的核心和焦點。對於戴德利的《時時刻刻》來說，它基本上是如實的再現了小說《hours》的結構和內容，同時，隱伏在劇情脈絡下的女性主題也獲得了完整的繼承。因此，《時時刻刻》相對於《hours》並不具有表達意義的革新和飛躍，而僅僅只存在著如何消弭的媒介隔閡，換句話說，如何將文字轉變為影像才是戴德利考慮的要點。而康寧漢所面對的就更為棘手，如何處理《hours》與達洛維夫人的關係呢？伍爾芙的達洛維夫人夫人是一部自傳色彩很濃的小說，小說中主人公的一個下午心理的漫遊基本是伍爾芙自身的意識寫照，而康寧漢敏銳的看到了這其中潛存的張力，他將伍爾芙的個人處境打造成20年代的達洛維夫人，同時充分利用伍爾芙小說中的人物，環境，劇情等諸多素材，打破20年代的敘事侷限，將其拓展和延伸進50年代的歷史空間和當代的正在上演中，創造了50年代的達洛維夫人和現在的達洛維夫人。同時，康寧漢並不滿足於整齊劃一的年代隔閡，而將敘事焦點不斷地在各個年代間跳躍，並且唆使神秘靈感的啟示和頓悟在時空的交替間來回穿行，就如小說的名字一樣——hours——這樣難以言傳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的奇妙結合，從而創造了頗具韻味的敘事藝術，而這也是電影能夠成功的關鍵所在。
拋開一種結構上的特立獨行，電影的主題表達其實是和這種三重的達洛維夫人息息相關。總的來說，戴德利女性主義的觀點和陳述還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女性主義這樣單一的名詞概括實際上破壞了女性關於自身的真實表達，如此語言學的便利不但沒有驅散女性研究的層層迷霧，反而或多或少是對多元化活力的毒害。因此，時時刻刻在對女性主題的陳述和表現上引入了時代的觀念——20年代，50年代，新世紀——探討時代的標記是如何在女性的個人書寫上留下淡淡的吻痕的，這種歷時性的觀點不但聚焦了女性在不同時代所遭受的不同壓力，還進入到女性個體的內心，解析出不同歷史情境下女性心理的變化和流動。同時，在這種縱觀綿延的感性討論和情緒表達後，時時刻刻還把握住女性在不同時代所面臨的相同困局，激發出女性生存和體驗永恆命題的敏感和嘆息。
如此一來，伍爾芙的達洛維夫人就成為了二十年代女性的真實寫照。書寫——寫作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表達自身的方式。在一個男權社會裡，語言亦即書寫的權利實際上是男性彰顯自我意識的有效方式，無法書寫即表明無法發聲，也就意味著在男性符號控制的空間裡無法佔得一席之地。因此，伍爾芙的寫作其實是女性自我表達的個人書寫在男性社會控制下的抗爭，這當然是尼克爾基德曼所扮演的伍爾芙在早期女性主義吶喊中的先聲。對於伍爾芙來說，她的寫作成為了個人對抗社會，為女性爭得應有權利的激昂樂章。但是，同性戀傾向，厭惡女性的傳統角色，嚮往刺激多彩的生活，這些在成為伍爾芙女性書寫的潛在意識素材後，也極大地毒害了她的個人生活，成功地將其世界分裂為極為對立的兩部份——寫作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在以為女權一辯的寫作犀利來融化真實社會圖景的殘酷時，伍爾芙遭受了來自兩方面的壓力，同為女性群體的不解（女僕的反應），至真至愛人的無言以對（丈夫的反應）。對於伍爾芙來說，她無法接受一種來自家庭生活的溫暖而只能陷入一種寫作的孤獨中去，就像布朗肖所說：寫作的孤獨是徹底的孤獨。這種反應是顯而易見的：女性權力的辯護者，書寫權利的迷戀人，她無法冷靜看待綿延幾千年的家庭生活對於女性的真實意義，長久的身份壓迫已經使她心生厭惡而不能接受來自丈夫的關懷和愛。因此，女性的自我表達和角色抗爭陷入了巨大地矯枉過正和自我矛盾，而這也是伍爾芙走向死亡的原因。
如果說伍爾芙的死亡是女性主義跨入無法和解的死區的話，那麼朱利安摩爾所扮演的家庭主婦則是這種慘澹陰影的五十年代版本。通過閱讀伍爾芙的達洛維夫人，朱利安摩爾產生了對於自身家庭主婦角色的深刻懷疑，而這在戰爭後普遍的精神虛無中得到了強化，相對於伍爾芙的二十年代，女性在社會交往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而這一切都在這位家庭主婦的生活場景中得到了體現，但是，在一種外在的法律歧視和壓迫倒台以後，某種積極的道德驅動力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強化。女性雖然獲得了表面的平等地位，但是一種論調卻產生了，家庭主婦，生兒育女，傳統道德，如此的倡導和宣揚促成了女性形象的再次塑造。影片中朱利安摩爾在女性意識覺醒後對家庭生活產生了極大地厭惡，而這些迅速波及到對於孩子的態度上，同時，回應於一種結構上的完整，朱利安摩爾的同性戀傾向也是顯而易見的。在這樣的多重壓力之下，朱利安摩爾想到了達洛維夫人式的死亡，但是，經過巨大的思想鬥爭後，主婦選擇了逃避。從尼克爾基德曼的死亡到朱利安摩爾的逃避，情勢的變化已經使抗爭外在的爆裂姿態減弱了不少，家庭生活也不再只是曾經的骯髒靶子而遭到一邊倒的詬病，女性開始重新思考家庭生活和公共交往，女性角色和自我實現的界限和意義。如果說伍爾芙的自殺是徹底的拒絕的話，那麼家庭主婦的逃離則是猶豫不定的難以抉擇，
當進入到新的世紀，梅里爾斯特里普所扮演的女同性戀無疑標誌著伍爾芙和家庭主婦夢寐以求社會圖景的實現。但是，艾德哈里斯所扮演的愛滋病作家卻是梅里爾斯特里普的痛苦之源，她瘋狂的迷戀他的寫作，而這種迷戀也意味著一種書寫和發聲的極大願望。雖然由於一種普遍平等和多元價值的實現，書寫的力量和形像已經虛弱不堪了（艾德哈里斯的愛滋病），但是，梅里爾斯特里普對其的迷戀卻因源於這樣一個事實，而這在電影中有突出的體現。即使貴為女同性戀這樣一種女性自我表達的自由極致，兩個人的家庭生活還是存在著某種微妙的不平衡和衝突。梅里爾斯特里普和其戀人一直處於難以解決的溝通不暢，如此說來，從尼克爾基德曼的伍爾芙到朱利安摩爾的家庭主婦再到梅里爾斯特里普的女同性戀者，女性角色的困境已經從政治地位轉向家庭角色直至個人情感了，而這意味著一種宏大的歷史救贖和解脫已經逐漸失去了主導意義，而針對當下女性角色的則是散佈在社會細節中的情感迷茫和困頓。當艾德哈里斯的死亡以及老年朱利安摩爾贖罪似的告白到來時，這表明，書寫（抗爭）已經不再是女性處理現實困局的密咒了，結尾女同性戀者間的接吻和和解道明了一切，當女性群體的集體抗爭變為個體生命的詩意表達時，愛和寬容成為了女性也可以說是人類面向生命的真實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