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寄託下的永恆鄉愁——《甜蜜蜜》

一切藝術形式都是永恆的鄉愁——曼德爾施塔姆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1996年的甜蜜蜜不僅僅是一部纏綿悱惻的愛情電影，兩個人歷經波折，最終牽手。它更可以被看作是事關中國人命運的意喻淺顯的政治童話。對於陳可辛導演來說，1996年這個時間節點無疑是頗具平民歷史考察意義的，一年後的回歸已經不可阻擋的提前寫入了香港歷史，但事件本身所可能帶來的政治影響以及對於群體心理的某種改變還是未知數，但是，從1984年中英談判乃至香港淪為殖民地以來的社會發展，文化推進以及共同體反應已經是可獲借鑑的文本資源了，因此，站在這個歷史之交，陳可辛利用電影甜蜜蜜記錄了香港人從1986年到1996年這十年間的群體無意識，並希望利用這樣的歷史資源來預言關於中國人命運的未知進程。
在以歷史為依託，並不意味著放棄掉心理和情感的微妙變化而迷失於年鑑式的數字迷宮中，如果僅僅以這樣的方式來表達香港回歸這一宏大主題的所帶來的諸多社會反映的話，那麼甜蜜蜜的也就不可能擁有如此豐富的情緒和悵然的起伏了，在這裡，陳可辛並未單純糾結於歷史事件的巨大影響力所帶來的標誌意義，甚至刻意模糊了這十年間的諸多重大政治事件，而單純刻畫了歷史變遷和社會走向在群體和個人心中潛移默化的微妙處境，因此，在電影甜蜜蜜中，影片的主角始終是黎明，張曼玉所扮演的複雜角色，而並非赤裸裸而虛無縹緲的歷史事實和政治決議，這樣的處理，使得影片在外在的觀感和核心的共鳴上得到了華人世界的整體讚譽。
但是，陳可辛在處理這樣的香港題材時，所設立的演繹主體卻並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黎明和張曼玉所扮演的角色均來自於中國大陸。在陳可辛看來，單純的香港題材並不僅僅是香港人本身的苦辣酸甜，如若只是將回歸事件的承受主體設定為香港人，那麼中國人整體命運的問題將得不到解答。對於陳可辛來說，無論是內地人，香港人，台灣人還是海外華人，均同屬一那樣一個更大意義的中國人範疇。而香港回歸這一事件，也不僅僅是一方遭受屈辱歷史的土地回到政治和文化共同體懷抱的奢華儀式，而成為了中國人情感肌理中鄉愁主題的永恆表達。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在中國人這樣一個主體範疇下，歸鄉命題的實際細節在不同地域及歷史中展現的方式是頗為不同的，無論是大陸人，香港人，台灣人亦或是海外華人，單一詞彙投射在不同群體心理的情感陰影迥然相異。大陸人的文化斷裂，香港人的殖民地屈辱，台灣人的意識形態異見，海外華人的文化認同，這些微妙的因素都為鄉愁的實際表現提供了不同的群體依據。如何將這樣不同形態的鄉愁整合於一個統一的主題下呢，陳可辛選取了大陸人作為自己永恆回歸神話的歷史主角，一方面來說，大陸無論是作為一種地理還是文花上的指稱都擁有非同尋常的代表意義，它是一種非大陸華人鄉愁思緒的概念承載。另一方面，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人經歷了比之更甚的文化斷裂，同時，隨著前所未有的變革的到來，大陸人遭遇到了更為嚴重的思鄉病的襲擊。此外，從大陸人走出去的這一刻開始，他們實際上再次複製了久遠歷史中華人開拓者的形象，而他們所面臨的情感遭遇和心理波折也就轉化為漫長歷史演化的現代濃縮。因此，在影片中甜蜜蜜中，主角從中國大陸而來，進入香港，而後漂泊於海外。這樣的經歷無疑囊括了不同華人群體的紛繁狀況，也為個人情感經歷下鄉愁命題的探討提供了多樣和豐富的素材。
黎明來自於天津，張曼玉來自於廣州，這樣的人物背景設置無疑是十分有趣的，地域上的差異帶給了進入香港的大陸人不同的性格特徵和情感風貌。黎明老實木訥，張曼玉精明算計，而這樣的差異與八十年代大陸群體心理的巨大分裂是如出一轍的，作為遭遇改革風潮襲擊第一線，同時與資本社會浮華世界毗鄰的廣州來說，飛上枝頭變鳳凰的理念風潮已經牢牢地抓住了這些南方人的心理，他們進入香港，就是要放開手腳大幹一場，為了獲得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與此相對應的則是來自沉重古老工業城市的黎明，精神上聖潔的他尚未沾染資本社會的唯利是圖，來到香港，僅僅是好奇心與安身立命的某種混合。陳可辛在表現這種全新的進入和遭遇時，利用了極富隱喻特徵的圖像構成和畫面表達，黎明第一次踏上香港乘坐電梯的鏡頭可謂相當明顯，漆黑的背景下一家電梯通向光明。但是，陳可欣在提出這種差異的同時並未將其俗化成一種無可救藥的難以理解，他還是從兩位主角不同的性格特徵中挖掘出了相同的情感線索，而這也就成為了其鄉愁主題的合理載體。
進入香港，意味著離開過去進入了全新的未來，如果說黎明還通過與大陸的來信來維持一種藕斷絲連的連接的話，那麼張曼玉則無疑走的更為徹底。但是對於兩人來說，遭遇香港，實際意味著與香港市井生活的某種接觸。這在豹哥這個人物的角色設置上體現的淋漓精緻。作為一個幫派首領，曾志偉的外在形象和角色的內在設定都帶給實際人物一種溫和的感知，這與實際黑幫頭領的凶神惡煞相去甚遠。陳可辛如此的設定實際上是將豹哥化作了香港市民社會與市井生活的某種化身。而這些則是來自於大陸的黎明與張曼玉完全缺乏的，當從一種政治生活巨石下的狹窄縫隙中走出來後，進入香港，市民社會的自由閒逸自然給精神高度緊張的大陸人帶來了放鬆。此時，外國的教書匠，南亞的女用人，本土的姑媽等香港行行色色的人物共同組成了大陸人面目中的香港現實圖景。而當黎明和張曼玉真正融入了香港生活之後，伴隨著兩人情感糾葛的升溫，初入香港的巨大好奇心與滿足欲也轉化為一種傷感憂愁的情緒無助，而此時，大陸經驗則成功地轉化為一種立足香港本土的藝術表達。
進入九十年代，由於對香港前景的不甚樂觀，大量的香港人選擇移民海外，雖然甜蜜蜜中並未直接的表現這種群體心理的集體崩潰，但是，陳可辛還是將其轉化為一種敘事策略上的點石成金。在這其中，幾個突出的事件可以看做是這種集體恐慌蔓延的某種表現。迷戀與威廉荷頓浪漫一夜的姑媽離開了人世，留下了對於黃金時代東西方同床共枕政治神話的某種追思。外國教書匠與南亞女朋友的遭遇則體現著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愛恨交加的矛盾心理。這種突然而至的死亡和難以治癒的絕症給群體的心理和情緒帶來了無法解救的打擊。但是，這種打擊並不意味著一種徹底的摧毀，它所帶來的只是面對鄉愁襲來時夾雜著複雜情緒的矛盾回應。張曼玉在豹哥和黎明中徘徊，黎明在張曼玉和楊恭如中徘徊，這種深刻的自我矛盾自然而然指向了一種理智與情感的分裂，是殖民地身份還是政體的更新，是遙遠的西方還是鄰近的大陸，當無法做出選擇時，只有面臨逃避。這樣一來，移居海外就成為了黎明和張曼玉面向逃避的必然選擇。
顯而易見，香港所面臨的還僅僅是大陸庇護下西方輕蔑的一撇的話，那麼海外的漂泊者則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低人一等的刻骨之痛，豹哥死於街頭小混混悲慘局面以及張曼玉在警車上所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無疑是這種狀況的真實展現。此時，中國人情感肌理中的鄉愁命題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表達。如果說張曼玉與黎明兩個人的情感走向是鄉愁命題的主題承載的話，那麼鄧麗君的甜蜜蜜則是這種情緒表達的象徵化依託。作為一首在華人世界傳唱已久的通俗歌曲，甜蜜蜜成為了在政治地緣逐漸隱退之後用以凝聚華人的文化座標中的一維，對於陳可辛導演來說，如若糾結於一種地理上的連結和統一的話，那麼華人將永遠無法獲得回鄉問題的解答。因此，一種文花上的共鳴與同步提供了整個群體寄託鄉愁思緒的想像共同體。雖然在結尾部份，大量的大陸遊客陳述了這樣一個事實，越來越多的人回到了大陸。這也許表明了陳可辛對於民族國家共同體在大陸這一方土地上得到某種回鄉認同的樂觀情緒，但是，如若沒有甜蜜蜜這樣的文化認同與統一作為基礎，中國人這樣一個大的概念範疇將永遠得不到歷史賦予它整體的故土意義。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