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應》：對不起，不兼容

因為怕遭遇和諧版，一直拖到現在才看了《報應》。

羅永昌還是有想法的。《報應》是銀河出品里很少見的，把劇力的基座放在家庭倫理上的犯罪片。而且，一反銀河作品裡通常對於主角感情的克制乃至吝嗇表達（愛情片除外），《報應》的第一男主角黃秋生，幾乎可以說是通片感情戲。——當作為旗手的杜琪峯面對自己以厚積薄發之力一手創建的個性強烈的電影世界，逐漸陷入一種類似「拔劍四顧心茫然」的境地（《放•逐》、《復仇》）里去的時候，他手底下的（包括受其影響的）一班幹將，如何在其成熟的電影語言範式之下打開新的出路，越來越成為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就這一點而言，《報應》所體現出來的新變化，不應該視作創作者的無意為之。
只是可惜，羅永昌Hold不住。

《報應》並不鮮見水準之上的段落。比如那些夜戲、跟蹤的場面、黃秋生交贖金的情節，都拍得不怯，特別是任賢齊和綁匪林利在舊倉庫決戰的一段戲，依託杜琪峯摸索成熟的鏡頭模式，你來我往，動靜交錯，拍出很不俗的效果。但一轉到家庭戲，轉到決定這部作品個性的、篇幅很重的講述黃秋生和兩個子女、和後妻張可頤之間關係的情節上的時候，鏡頭語言幾乎是立刻就陷入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抓不住重點的侷促當中。這種猶如小學生般、面對素材不知從何著手的慌亂，居然和前述那些有風度的、底氣十足而又舉重若輕的（武戲）段落同時存在於一部電影當中，實在很讓人覺得不適。

很自然就會想到，羅永昌功力不夠。
作為從風格強烈的大導演手底下出徒的羅永昌，對於形式感的追攫似乎缺乏應有的主動性。動起來的部份，夜景裡的路燈和小街，黑白對比強烈的暗影，空間，佈局……純是老杜面目。他想拍新的對象，拍家庭，拍那些從親情和倫常里化生出來的劇力，本來是不錯的，但這一套東西，在老杜的電影語言體系里，沒有相近的模式可以參考。而羅永昌也沒有能力提出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案。銀河最擅長的電影技法之一，是從都市的室內外景觀當中，提煉出常見卻又是獨特的意象，將其放大，作為某種符號來承載意義和感情（比如杜琪峯電影裡經常被濃墨重彩描繪的街道、茶餐廳，《暗戰》裡的小巴，《槍火》裡的紙團，等等）。但在《報應》（的家庭戲份）里，你完全看不到類似的跡象。一切都在無從著手中被草草帶過。《報應》或許從劇本的層面上看沒有問題，但這改變不了成品「夾生」的窘境，也就因此達不到在立意上企圖達到的強點。
（這裡岔開去說兩句。我們從小受「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思維方式影響太深，看一個電影（或小說等等），經常見人評說其主題有多深刻，於是該作品有多了不起云云。對這兩者間的因果關係，我始終難以為然。同樣是登頂珠穆朗瑪，自己從山腳下一步步登上去，和從直升飛機上跳下去，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藝術的艱難（同時也是它的美妙），乃在於以人本身的力量，去探到常人難以觸及的境地。在這一點上，藝術和競技體育沒有兩樣。打個比方，如果你平地摸高3米5，或許已經有資格去打NBA；但如果你搬個梯子，說我手一伸就能碰到籃板上沿，沒人會把你當盤菜。——在藝術作品裡，主題永遠是和形式糾纏在一起，並最終通過形式自然表現出來。電影亦然。而電影的形式，從來都不是文字。把電影視作所謂劇本的影像化，缺乏對電影本體特質的尊重，是內地少見在電影美學上有獨特創見的風格化導演的重要原因。）

但是，仔細想來——與其說這純是羅永昌的問題，倒不如說，是老杜（銀河）的這一套電影語言，有著先天的侷限。
就像成龍之於李小龍那樣，杜琪峯的電影語言，是從對80年代港片黃金時期的張揚熾烈的反動發展而來的。與吳宇森模式的誇張、渲染不同，杜琪峯的美學更多體現出「以動補靜，以靜制動」的特徵。「以動補靜」，亦即所謂的文戲武拍；而「以靜制動」，則表現為越是動作場面，越是緊張（甚至殘酷）的戲份，鏡頭越是克制的傾向，往往畫面里張狂暴戾，血濺五步，畫面外卻以絕大力量，硬生生一個單鏡頭凝定不動，表現出拒絕迎合觀眾習慣的觀影期待的態度。這種刻意為之的靜與動、動與靜之間的反差，在鏡頭與內容之間發展出一種帶有對抗性的撕扯力。而這種力量，往往又建立在一種優雅冷靜的、宛如遊戲般的節奏之上。動、靜、遊戲，三者結合，杜琪峯電影的獨特形式感就此形成。
但再怎樣反動，老杜的電影也都與現實主義無關；調子再冷，底子還是浪漫。這就是香港電影。至於老杜（銀河）的電影，就更加是一個詩化以後的世界。什麼叫詩？兩個人（或幾個人），沒有一點關係的，可以為一個莫名其妙的理由一起去闖世界，可以愛愛得要死，恨恨得要死，這就是詩。如果有關係的，就不是詩。死生契闊的朋友，是詩；萍水相逢的愛情，是詩；甚至殘酷環境裡微弱的希望或者冰冷的絕望，都是詩；但老公和老婆，不是詩；父親和兒子女兒，不是詩。普通人不相信的做不到的，是詩；那些日常的，在現實里維繫著人和人的，不是詩。因為無論拍不拍出來，老杜電影裡隱含的最大的敵人，從來都是這個現實的世界。因此，越是虛的、稀有的、不牢靠的東西，越可以在老杜獨特的撕扯方式下，扯出令人動容的張力。而那些本來就存在在現實裡的，和那些他要反抗的東西混沌成一片的，想要撕扯也無從下手的——對不起，不兼容。
《報應》讓我明白地看到了這種不兼容。

本來覺得，《報應》是羅永昌沒有拍好。但後來想，如果是老杜自己來拍，面對那些家常倫理、一地雞毛，他又會怎麼拍呢？
我想像不出來。
《報應》更像是銀河一次失敗的試驗。想要用既有的模式去拍一些新東西，結果驗出的是自己的短處。
但這也比重複自己好，不是嗎？   舉報